李揮戈博士是德國美因茨大學醫學中心（Th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of the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的教授，是研究中共強摘人體器官這一慘絕人寰的暴行的專家。他向《寒冬》陳述的所見所聞，猶如噩夢一般呈現在我們面前。
作者：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中國強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簡稱COHRC）於2018年7月發布一份長達300多頁的報告，其標題一目了然：《中共在改革的口號下持續強摘器官》。可惜這份報告墨香猶在，恐怖行徑卻仍在繼續。
令人毛骨悚然的極權主義中共政權所依賴的經濟支柱之一是非法強摘、移植器官行業，這些器官來自被鎖定的個人、種族或宗教團體。有的犯人在器官被摘取時還未死。這就是說，雖然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進步的、開明的、進化的、高級的，但仍有人成為令人髮指的無神論政黨暴行的犧牲品。更令人憤慨的是，由於在網上通常可以免費、完整地獲取發布的文件、專業知識、相關報道和調查報告，全世界得以了解（或者說至少有機會了解）這一暴行，但所有國家仍與雙手沾滿鮮血和罪惡的中共政府正常進行政治交易和經濟貿易。
經可靠的研究證實，中共強摘器官這一可怕的行徑確實存在。在此領域一直認真、不懈地努力，只為替那些沒有發言權的人和無名受害者發聲的人當中，不乏像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這樣的名人。大衛·麥塔斯先生是來自加拿大溫尼伯的國際人權律師、作家和研究員，目前擔任加拿大聖約之子會（B’nai Brith）的高級名譽顧問。大衛·喬高先生是加拿大前內閣部長、議員、檢察官、律師、作家、專欄撰稿人和人權倡導者。麥塔斯和喬高均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2007年，他們合著發布了《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俗稱《喬高-麥塔斯調查報告》），並於2008年發布更新版，該報告也有中文版《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修訂版》。他們還與來自倫敦的中國事務分析師兼人權調查員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共同發起了「終止中共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ETAC）。
托斯坦·特瑞博士 (Torsten Trey) 是醫學倫理倡導組織——反強摘器官醫生組織（DAFOH）的創始人兼執行主任，是全球反對中國強摘器官運動的領軍人物，曾為《寒冬》撰寫過這方面的文章。特瑞先生還與居住在美國的國際人權律師朱婉琪（Theresa Chu）共同編著了一本重要的論文集——An Unprecedented Evil Persecution: A Genocide Against Goodness in Humankind（《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滅絕人類的善性》一書的英文版，2016年由Clear Insight Publishing出版社出版；早在2015年，該書的中文版已由Broad Press Inc出版社於臺北出版）。今年3月，在臺灣臺北市舉行的「印太地區保衛宗教自由公民社會對話」活動中，《寒冬》主編等人與朱婉琪女士見過面。那次的活動是為了響應2018年美國國務院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全球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而舉辦的。朱婉琪與臺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黃士維博士（Willie Huang）攜手合作，這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邪惡迫害：滅絕人類的善性》一書的英譯本。
此外，在眾多研究中共政府非法強摘人體器官邪惡行徑的最優秀的世界知名專家中，我們必須提一下德國美因茨大學醫學中心的李揮戈博士。李揮戈教授出過很多本科學專著，前不久還出席了中國法庭（調查中共強摘良心犯器官的獨立人民法庭，成立於英國倫敦）聽證會並提供證詞。《寒冬》多次報道過獨立人民法庭的聽證會。
雖然2018年7月召開的全球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已經鄭重提過「活摘人體器官」這個駭人的話題，而且今年3月又在英國議會舉辦了辯論會（這確實是可喜的進步），但是要說的話、要做的事還有很多。所以《寒冬》對李揮戈教授進行了訪談，話題從著名紀錄片《活摘》開始。（《活摘》根據《喬高-麥塔斯調查報告》的內容，由加拿大溫哥華的電影製作人李雲翔（Leon Lee）執導，發行於2014年。）
紀錄片《活摘》現在很出名，讀者們可以在YouTube上觀看預告片，也可以在Vimeo上付費觀看整部電影。然而，還有很多人對它並不熟悉。您可否簡單說說電影的大概內容以饗讀者？
紀錄片《活摘》由製片商Flying Cloud Productions出品，獲得過皮博迪獎等多個獎項。電影一開場講的是幾個臺灣病人，他們去到中國大陸，在短短幾週時間內就進行了器官移植手術。2010年之前中國還沒有器官捐獻系統，中國官員聲稱這些器官來自死刑犯。然而，死刑犯人數畢竟太少，遠不能解釋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更無法解釋為何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等待時間是世界上最短的。麥塔斯先生、喬高先生和其他人權活動人士的調查顯示，這些器官主要來自被法外處決的良心犯。中共這一罪行始於2000年，受害者大多是法輪功學員。法輪功是中國的一個信仰團體，從1999年開始遭到中共的迫害。
您在這部電影的一個外語版本中出鏡，請問您當時在影片裡的調查小組中扮演什麼角色？
2016年，德語電視網絡3sat播出了德語版的《活摘》，片名是Ausgeschlachtet. Organe auf Bestellung，意思是「拆卸組裝：買來的器官」（Cannibalized:Organs on order）。為了這個德語版本，3sat專門採訪過我，並將我的陳述整合到德語配音的影片裡。所以，這個德語版本其實是3sat出品的。我所做的就是向他們解釋中國的狀況，比如為什麼並非所有死刑犯的器官都能用於移植。但是電影傳遞的主要信息沒變，主要依據是麥塔斯和喬高的調查結果。
多年來，活摘器官這一血腥事件特別針對法輪功。雖然電影《活摘》上映時，我們都知道同樣的恐怖現在正波及其他信仰團體，但法輪功學員仍是主要受害者。為什麼法輪功會遭此噩運？
正因為中共對法輪功進行殘酷迫害，才使活摘器官成為可能。那麼，為什麼法輪功會遭到迫害呢？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2017年度報告說得對：這是中共打的一場中國靈魂爭奪戰。法輪功是文革後發展迅速的最大宗教團體，這就是法輪功成為中共打擊目標的原因。中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起消滅法輪功的運動，當時互聯網的使用並不像今天這麼普遍，中國人無法獲得多少真實的信息，所以中共對反法輪功的宣傳才得逞，導致許多中國人認為法輪功學員活該被殺。有些參與強摘器官的醫生甚至以為他們所做的是一件好事：消滅敵人的同時，用敵人的器官幫助病人恢復健康。
這實在令人髮指。為什麼中共這麼怕法輪功？
中共不僅怕法輪功，凡是組織龐大且不斷發展的團體，尤其是宗教團體，它都怕。如今，基督教也因為信徒人數激增，受到中共越來越嚴重的迫害。
現在法輪功在中國和海外是什麼情況？學員分別有多少人？
儘管遭到殘酷迫害，法輪功在中國還是倖存了下來。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估計，目前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人數最少也有700萬到1000萬，而據法輪功海外人士估計，中國境外的法輪功學員總人數在2000萬到4000萬之間。事實上，法輪功在中國遭到中共迫害反而加速了其在海外的發展。如今法輪功已傳播到100多個國家，主要著作《轉法輪》已經譯成40種外文出版。
中共設立一個執法機構，專門調查、鎮壓被政府視為「非宗教」和列為「邪教」加以查禁、取締的宗教。這個機構就是臭名昭著的「610辦公室」。儘管現在610辦公室被撤銷了，但其職能移交給了其他國家機構，在中共強摘、移植良心犯器官的惡行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正式發動反法輪功運動之前，中共成立「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下設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對內簡稱610辦公室（因成立之日1999年6月10日而得名）。這一點在中國強摘器官研究中心2018年度報告第七章《中共在改革的口號下持續強摘器官》（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Continues Despite Claims of Reform）有相關描述。610的權力貫穿全黨、政府和軍隊，可以指揮所有警力和司法機關，在按需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2017年韓國記者所作的調查以及2018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其他媒體所作的調查均顯示，在中國，器官移植等待時間還像以前一樣，只需幾天到幾週。只有具備大型活體器官庫存，才能維持這種按需分配器官的系統。這意味著國家批准的器官犯罪仍在繼續，如果沒有610辦公室及其接管機構，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我一直對中國每年都有大批良心犯被判死刑感到震驚。大赦國際等世界知名組織指出，每年到底有多少人被執行死刑，我們真的不得而知，因為這個數字被列為國家機密。但是，我們當然可以以千為單位來計算。請問在中國，每年被執行死刑的良心犯數量與國際人體器官販賣需求數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
我們必須要分清兩種犯人：一種是死刑犯，一種是良心犯。中共政府聲稱，2010年之前，移植的器官主要來自執行的死刑犯。然而，由於執行的死刑犯人數太少，哪怕按最高的數字估算，也遠不能解釋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從2007年開始，被官方執行死刑的人數有所下降，但器官移植的數量反而持續增長。因此，大部分器官並不是來自死刑犯，而是來自未經法律程序被判死刑、法外處決的良心犯。
中共政府說活摘器官已成為歷史，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們說早在2015年就停止活摘器官了，是真的嗎？
2005年，中共首次承認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十年後宣布，從2015年開始不再用犯人的器官。但是，話是放出去了，但器官捐獻的相關法律法規沒變。中國官員還計劃將犯人的器官納入自願捐獻系統，以便將這些器官看作是普通公民自願捐獻的。我和一些同事分析過，他們在玩文字把戲。到目前為止，中國從未承認過從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徑。
你剛才提到了自願捐獻計劃。請問這些計劃真的可以滿足器官需求數量嗎？
中國政府聲稱，2015年後，所有移植的器官均是自願捐獻的，但這不可能是真的。
我們把2017年中國公布的官方數據跟美國公布的官方數據作一個比較。美國登記在冊的器官捐獻者大約有1.3億人，其中只有約5千名捐獻者是真正從死亡的人當中產生的，另有5千名捐獻者死在重症監護室（ICU）中卻未登記在冊。就算有這1萬名死亡者捐獻他們的器官，2017年美國腎臟移植平均等待時間仍需3.6年。
截至2017年底，中國只有373,536名器官捐獻者登記在冊，人數太少，微不足道。中國官員稱，2017年有5146名死亡者自願捐獻器官，主要來自重症監護室，這個數字值得懷疑。如果人們不想登記成為器官捐獻者，那麼重症監護室的器官捐獻率為什麼如此之高？最近一項研究使用法醫統計法對中國2010年至2018年的器官捐獻數據庫進行了研究分析，發現了系統數據遭篡改、人為操縱的證據。
如果真的有5146名死亡者自願捐獻器官，或許可以解釋官方公布的1.5萬次移植手術這一數字，但無法解釋等待器官的時間只需短短幾天到一週（前面說過）。這必須具備大型活體器官庫存，而且還必須有可以按要求提供器官的捐獻者才行。
國際販賣人體器官的利潤非常豐厚。中共政府過去和現在是否真的從中牟取過暴利？
在器官交易中，醫院是直接受益者，政府是間接受益者。「有錢的」醫院對政府財政撥款的要求就會少一些。
如今，除了法輪功，其他群體也成了器官移植的目標，尤其是發展迅速的基督教新興教會——全能神教會，以及維吾爾穆斯林。現在中國已建立維吾爾穆斯林的DNA庫。為什麼？
在中國，這些也屬於弱勢群體，目前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所幸中共強摘器官的行徑現在已廣為人知，國際上的關注度很高。這些因素使得這些群體比2000年代的法輪功情況要好一些。國際媒體和人權組織的密集報道可能有望讓這些群體免遭中共有計劃有步驟地強摘器官。因此國際社會應該對中國施加壓力，這很重要。
2017年2月，前中國衛生部副部長、現任中國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應邀出席梵蒂岡宗座科學院（Vatican’s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組織的關於販賣器官的會議並發言，給許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讓我想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政府想說，強摘人體器官進行移植不是中共政府下的命令，而是一些私營個體和公司所為。這個藉口還被用來指責別人，自己反裝無辜。我們當然都知道，在中國，一切都由國家控制，不會允許「私營」這樣的機構處理這種事情。我們是否有證據能證明製造這些血腥事件的真正凶手是中共政權，是中共自己，是國家和政府？
隨著中共2015年宣布改革（器官移植系統），中國給世人一種錯覺，中國也因此得到了國際組織的認可和支持。許多學術機構和公司不加以查實便與中國的移植行業恢復了合作。
中共的器官犯罪與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同。等待器官時間很短，這種情況不是只發生在一兩家醫院，而是幾乎中國所有醫院都這樣，不是某個時間段如此，而是從2000年代到今天始終都是這樣。這背後必定有一個系統。「私營」犯罪集團無法提供這麼多器官，只有得到國家支持，建立器官按需分配系統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此外，對中共政府高官的調查也在進行中。這些調查結果雖然仍有待第三方核實，但已說明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曾下令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也表明610辦公室等中共政法委部門在器官犯罪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中國強摘器官研究中心2018年度報告第八章：電話）
有時從犯人身上摘取器官時，人還沒死，器官還是鮮活的，請問是真的嗎？
移植重要器官的核心道德原則是「死亡捐獻者規則」，該規則規定，摘取器官必須在器官捐獻者死亡之後才能進行，並且摘取器官不得導致捐獻者死亡。然而有證據表明，在中國，許多器官是從活人身上摘取的，而且這些人在摘取器官的過程中喪了命。這就是「強摘活體器官」，並不是說器官主人在未經麻醉、意識仍然清醒的情況下器官被摘取，而是說器官被摘取的那一刻，所謂的「捐獻者」仍然活著（不管是否麻醉）。在提交給獨立人民法庭的陳述中，我根據現有證據將中共的強摘活體器官行徑分為四類：
第一類：在死刑犯被槍決未完全死亡時摘取器官。這種情況只有在槍決犯人時才會發生，這是有據可查的，執行死刑的人故意對著犯人的右胸而不是頭部開槍，目的是讓所摘取的器官保持血液循環，提高器官質量。在這種情況下，器官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從仍然活著的人身上摘取下來的。（參閱英國倫敦生物醫學中心的醫學倫理學出版物publication in BMC Medical Ethics）
第二類：從被注射藥物致死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在中國，從注射致命藥物開始算，幾十秒內就可以宣布死亡。然而這個階段的情況既未達到心肺死亡的通用標準，也未達到腦死亡的通用標準，在犯人被注射致命藥物仍然活著的情況下摘取器官。（參閱劍橋護理倫理學季刊出版物publication in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第三類：以移植器官的方式處決犯人。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很可能就屬於這種情況。良心犯沒有被判死刑，在摘取他們的器官之前，不必處決（與第一、第二類一樣）。因此，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幾乎都是強摘活體器官，因為在摘取器官之前殺死犯人會降低器官的質量。器官是從活人身上摘取的，就像普通手術一樣，很可能在麻醉狀態下進行，唯一的區別是，強摘重要器官會導致犯人死亡。中國醫學雜誌上刊登過一份報告，對這一過程有過描述。（our analyses）
第四類：以腦死亡為藉口摘取器官。很多中國醫學論文聲稱移植的器官來自「腦死亡的捐獻者」，但器官摘取過程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在這種案例中，顯然沒有做過腦死亡測定，因為器官捐獻者在器官被摘取之前沒有使用呼吸機（因此沒有做過呼吸終止測試）。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器官摘取過程清楚顯示，有些器官捐獻者的心臟無疑還在跳動著。這意味著這些器官捐獻者的情況既不符合腦死亡標準，也不符合心臟死亡標準，說明器官是從活人身上摘取的。（會議摘要第107頁B）
摘取人體器官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尤其是活摘器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中共活摘器官的歷史幾乎與中國的器官移植醫學史一樣長。有據可查的第一個活摘政治犯器官案例發生在1978年4月30日，受害者是一名女教師，名叫鍾海源。20世紀90年代，新疆曾報道過很多活摘政治犯器官的案例。然而直到2000年以後，中共活摘器官才演變成有計劃、有步驟的暴行。
雖然很難說得清楚，但這些血腥的活摘器官案例有沒有相關數據？有沒有估算過？為了摘取器官，總共有多少人遭到虐待喪命？每年有多少受害者？在總人數中有多少是法輪功學員？
由於中國的數據不透明，確實很難準確估計有多少人。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官方公布每年的器官移植只有1萬例，這明顯低於實際數字。2006年有報道稱，每年約有1000名韓國患者前往中國進行移植手術。據報道，2006年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所謂的器官移植旅遊）的外國病患者總數超過1.1萬人。因此，國內外患者加起來，器官移植每年的實際數量非常有可能數以萬計，而且大多數器官來自法輪功學員。
最近，由澳大利亞主導的一項研究呼籲西方刊物大規模撤回400多篇關於器官移植的科學論文，因為擔心器官是以不道德的方式從中國犯人那裡獲得的。對此你怎麼看？
這份刊物顯示國際社會未能守住其自身的道德標準。不幸的是，許多組織和社團還沒有意識到中共濫用、踐踏器官移植系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侵犯人權的惡劣行徑。
從2018年12月開始，獨立人民法庭對中共政府強摘器官的犯罪行為進行了調查。當時，法庭異乎尋常地宣布了令人震驚的臨時判決。再過幾天，最終判決將會出來。法庭聽取了許多證人的證詞，收集了大量證據。你當時也出庭作證了，介不介意與我們的讀者分享一下那次經歷？
獨立人民法庭由終止中共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發起，該聯盟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也是一個非營利國際慈善機構，由致力於終止中共強摘器官暴行的律師、學者、倫理學家、醫學專業人士、研究人員和人權倡導者組成。獨立人民法庭旨在調查參與強摘器官的中國國家（或國家批准的）機構、組織、個人可能有哪些刑事犯罪行為。
正如終止中共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盟國際咨詢委員會主席溫迪·羅杰斯教授（Wendy Rogers）所解釋，「中共被指控為了盜取器官而殺害良心犯，獨立人民法庭對這個堅持不懈、可信度極高的指控作出正當回應。為了將中共嚴重的涉嫌犯罪行為陳述清楚，國際社會需要斬釘截鐵地對參與強摘器官的中國國家（或國家批准的）機構、組織進行法律分析並追責。獨立人民法庭除了提供關於強摘器官證據透明、永久的記錄外，還將提供相關分析報告。」
自2018年3月以來，獨立人民法庭評估了數百份文件，包括大衛·麥塔斯、大衛·喬高、伊森·葛特曼的報告以及中國強摘器官研究中心的報告。法庭邀請了數十名專家、證人和受害者家屬，於2018年12月8日至10日組織了三場全天聽證會。法庭也給中共發了邀請，但中共拒絕出席。12月10日（人權日）當天，獨立人民法庭宣布了臨時判決：「本庭所有成員一致堅信不疑地認定，中共從良心犯身上強摘器官的行為已實施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涉及了大批受害者。」
採取行動，刻不容緩。袖手旁觀，實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