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要收集全國人民的DNA和其他生物數據，先從新疆和西藏開始。是，這也許有助於警方破案，但這可能在更殘酷地迫害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方面助紂為虐。
作者：露絲·英格拉姆（Ruth Ingram）
監控在新疆如何運作
「所有人都免費體檢！還猶豫什麼？」喀什社區的負責人不明白，所有被帶到廣場擠在他面前的人，為什麼對共產黨免費提供的服務不領情？難道人們不想知道自己體內有哪些威脅生命的定時炸彈（指重大隱性疾病）嗎？他告訴這些人，他們應該感謝共產黨。
這還得從2017年5月說起，那時中共已開始搜集新疆當地居民的所有生物標記。在一個星期一的早晨，500人被軍號聲叫醒，被強迫參加體檢，包括抽血化驗、身體組織類型檢查、虹膜掃描、DNA採集，甚至是面部、聲音和步態的識別。他說，他們不應該再拖拖拉拉。
三年後，我們才知道當時不願參加體檢或拒絕體檢的後果。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截至2017年10月，政府已經搜集到全新疆老百姓2300萬份生物數據樣本，其令人不安的目的尚不能確定是什麼。
世界上最大的DNA數據庫
早在2003年，中共政府就一直採集犯人的DNA以建立法醫數據庫，但「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於2013年首次披露，政府以免費年度體檢為幌子肆意採集幾乎所有西藏人民的DNA信息。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變本加厲，它不再只滿足於在「多事地區」這麼做，新的調查結果詳細闡述了政府採集全國男性公民DNA信息的計劃。中共採集數百萬沒有犯罪記錄的成年及未成年男子的DNA樣本，似乎採集範圍正在擴大，波及全國各個民族，而且就算根據中國本國法律的規定，這也是不合法的。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率先吹哨，發布新報告《基因組監控——中國撒網採驗計劃內幕》（Genomic surveillance, Inside China’s DNA dragnet，下稱《報告》）披露這個令人不安的計劃，戳穿中共政府違反國家法律和國際人權規範的詭計。《報告》稱：「如此一來，（中國政府）就能以維護國家穩定和管理社會為由增強實力，繼續在國內實施鎮壓。」
令人擔憂的是，據目前估計，中國政府建立的基因數據庫是全球最大的DNA數據庫，採集的樣本超過1億個，甚至有可能多達1.4億個，而且數字似乎在不斷攀升。
得到外國朋友一點幫助
《報告》的合撰人分別是樂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副教授，該校政治、媒體與哲學系（Department of Politics, Media and Philosophy）主任，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非常駐資深研究員詹姆斯·萊博爾德（James Leibold）與即將獲得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埃米爾·德克斯（Emile Dirks），他們還因調研數家外國生物技術公司頗受矚目。這些公司參與中國政府這項利潤豐厚、金額超過14億美元的計劃。《報告》合撰人警告說，這足以使這些公司成為中共一系列侵犯人權行徑的同謀。
《報告》強調美國的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以及無錫中德美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AGCU Scientific）、北京閱微基因技術有限公司（Microread Genetics）等中國大公司在銷售檢測試劑盒中扮演的角色。《報告》指出，「這些公司都應負起道德義務，確保其產品及其加工流程不侵犯中國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報告》稱，「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這份報告提供了對中國政府法醫DNA數據庫的首次全面分析，以及中國公司、跨國合資公司與中國警方在數據庫建設中的密切合作。」《報告》取材於700多個公開文件，包括中國政府的招標書和採購訂單，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所發帖子，中國國內新聞報道，社交媒體所發帖子，公司文檔和宣傳資料，提供了「如何在全中國推廣有據可查的新疆生物監控計劃的新證據，生物監控進一步加強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度，同時侵犯了中國數百萬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自由」。
為什麼監控很危險
《報告》解釋道，「從法醫角度利用DNA有助於破案和挽救生命，然而，DNA也可能被濫用以加強歧視性執法和獨裁政治管治。」《報告》的調研結果讓人深感不安。
《報告》說，「在中國一黨專政的體制中，治理犯罪與鎮壓政治異議人士之間沒有什麼區別。」一個由公安部掌控的、與個體樣本及其家庭情況詳細記錄相關聯的國家樣本數據庫，「不僅會對政治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少數民族和宗教團體成員本人產生影響，而且對他們的家族成員也會產生影響，這令人不寒而慄。」
政府在西藏和新疆進行大規模的DNA數據採集運動後，2017年底宣布使用一種能達到同樣效果但更節省成本的採集方法：被選中的男性公民要進行DNA樣本採集。2017年，《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過一起九年前年發生在四川省犍為縣的刑事案件，兩名店主被殺，警方通過採集數千個在校男生的DNA並鑑定其血親的共同生物學特徵破了案。受該案啟發，一種縮小規模的DNA採集形式被構想了出來。
警方原計劃要對鎮上的13萬居民進行DNA檢測，但是由於公眾的反對和高昂的費用，於是作罷。《華爾街日報》寫道：「他們意識到DNA是代代相傳的，決定只需採集該地區每一個家族的樣本即可，而這些家族大多數至少有一個孩子是在校生。」
這種有針對性的方法可採集到Y-STR數據（即「短串聯重複序列」）或只出現在雄性染色體（Y）上的獨特DNA序列。當把這些樣本與警方建立的族譜檔案相比對時，警方就能將某個未知男性的DNA樣本追根溯源，鎖定某個特定家庭，甚至個人。
《報告》記錄了2017年年底至2020年4月間，中國警方在31個行政區（不包括港澳）當中的22個行政區100多座城市組織的數百次DNA數據採集活動。
少兒被列入計劃
據《報告》記錄，政府官員將托兒所的嬰兒、課堂上的兒童、外來務工人員，以及在偏遠的山區勞作的農民全部召集起來做DNA測試。《報告》合撰人說：「該計劃的規模和性質令人震驚。我們估計，自2017年年底以來，中共當局設法從5—10％的男性人口（約3.5—7千萬人）中採集DNA樣本。這些普通公民無權拒絕（當局）對他們的DNA採集，也無權過問對他們個人基因數據的使用情況。」
埃米爾·德克斯將其撰寫《報告》的過程描述為主要是「窺探中國政府網站的陰暗角落」的偵探工作。他總結道，這些關於DNA項目的報告並不打算向世界公開。他在最近舉行的一次網絡研討會上介紹《報告》時說：「他們非常低調。」他指出，這些關於DNA採集的報告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當地的城鄉讀者。《報告》合撰人詹姆斯·萊博爾德認為中共此次沉默「值得關注」。他說：「他們通常反應很快，痛批我們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他得出結論：「該計劃似乎在地方一級祕密進行，也許他們擔心計劃被拖延。」他說，更可怕的是，中共政府似乎想搶在中國人民和世界覺醒之前，在（不得已向外界）承認該計劃的存在之前完成這個計劃。
一個新的國際問題
一封發給《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稱，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非常自信，認為自己「在適當地權衡政府的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需求的同時，可以充分保護個人隱私」。但是《報告》撰寫人德克斯懷疑這是否可能，因為收集的資料與中國警務大數據庫共享，沒有什麼隱私可言。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中國成功收集數據將帶動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單方面強行收集其最弱勢、最邊緣化社群的數據。美國、英國和科威特已經開始效法，而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也都打算這麼做。
德克斯說：「我們認為基因組監控將成為二十一世紀關鍵性的倫理問題之一。」這早就不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問題。但是中國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司法機構，也沒有新聞自由和健全的公民社會，這使得中國的情況更加惡劣。他敦促西方公民社會代表中國人民加大揭露中共虐行的力度並推動公眾探討。
詹姆斯·萊博爾德指出，除了聯合國一些低門檻和只列大框的協議外，對基因數據所有權缺乏嚴格的監管，這使中國得以改變全球規範。如果中國以外的公民社會保持沉默，那麼中共將成為處理生物數據的試金石。
他還說：「這些事情在我們眼前迅速發酵。在沒有清晰的護欄意識或明確界限的情況下，中國可以帶頭推倒這些護欄。」
破案的靈丹妙藥？還是別有他圖？
《報告》撰寫人對DNA採集的動機表示懷疑。他們懷疑，這並不是破刑事案件的靈丹妙藥，而是一項更令人不安的工作。
他們在《報告》中寫道，「中國政府有這樣一種悠久歷史，就是使用威脅和暴力手段對付其目標家庭，以消滅任何共產黨的對立面。」他們還援引了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和《紐約時報》獲得的洩密文件，該文件顯示，新疆當局在當地再教育營中收集了被拘留者家庭成員的DNA信息，而被拘留者是否釋放取決於他們在外面的家庭成員的行為。他們的結論是，「對家庭成員的鎮壓遠遠超出了新疆本省。著名維權律師的父母和子女以及海外的政府批評人士的兄弟姐妹，經常遭到中國警方的拘留和酷刑。」
《報告》繼續寫道，「逼迫異議人士家人，讓他們為異議人士的行動付出代價，這一招殘酷但有效地增加了人們的抵抗成本。一個由警方掌管的包含生物特徵樣本和所有中國父系家庭詳細族譜的Y-STR數據庫極有可能導致國家對異議人士家庭成員的打壓力度加大，同時進一步侵蝕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團體的公民權和人權。」
中國研究人員對法醫DNA表型越來越感興趣，在中共鎖定的目標中，少數民族的處境更危險。《報告》撰寫人發現，這種對DNA樣本的計算分析使中國科學家能夠推測未知樣品的生物、地理特徵，例如頭髮和眼睛的顏色、皮膚色素沉著、地理位置和年齡。這些方法據稱能夠辨識出樣本是否屬於維吾爾族還是藏族，或是其他族裔。《報告》稱，他們正利用這些方法幫助中國警方對少數民族人口進行更進一步的監控，與此同時，中國公司和外國公司也競相向中國警方提供此類工具，為警方工作提供便利。
《報告》撰寫人對此表示擔憂：「一個包含數千萬普通中國公民基因信息的國家數據庫，顯然是中國政府及其公安部已有的不受制約的權力的擴張。中國公民已經處於廣泛的監控下。即使在西藏和新疆以外，中國各地的宗教信徒和公民上訪者也被添加到警方的數據庫中以便對他們的活動進行跟蹤，而監控攝像頭已廣泛遍佈在全國農村和城市地區。強制性生物數據採集的擴張只會加強中國政府對其公民人權的侵蝕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