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代理被昆士蘭大學開除的學生狀告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事一案的澳大利亞律師公開表態。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馬克·塔蘭特（Mark Tarrant）在香港長大，在悉尼從事律師業務。他免費代理昆士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下稱昆大）的學生德魯·帕夫洛（Drew Pavlou）狀告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事的案件。德魯·帕夫洛因公開批評中共而被開除。
塔蘭特先生，這次的案件跟上次反對德魯被他就讀的大學開除一案有所不同，是嗎？
是不同。2019年10月14日，德魯·帕夫洛向布里斯班地方法院（Brisbane Magistrates Court）提出申請，請求法院向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事徐杰發出「和平與良好行為令」（一種限制令），並於2019年10月30日向昆士蘭警方投訴徐杰進行有組織的犯罪活動。聽證會定在2020年7月24日舉行。
為什麼一個20歲的學生要狀告代表一個強國的外交官？
2019年7月24日，昆大有一小群學生在校園內組織和平活動聲援香港民主，捍衛維吾爾人和藏人的權利，隨後被五六百人包圍，並遭到惡意攻擊。據昆士蘭警方估計，那些人是「新紅衛兵」，領頭的是中共特工。
次日，《環球時報》（The Global Time）刊登中國駐布里斯班總領事徐杰發表的聲明，徐杰力撐前一天在昆大向追求民主的學生施暴的中國留學生，並點名德魯·帕夫洛在內的兩名學生領袖，直指他是「澳大利亞人」，而另一名學生領袖的「國籍未得到證實」。
帕夫洛隨即收到數百個死亡威脅，他認為總領事徐杰應對此負責。
您對《環球時報》有何看法？
德魯·帕夫洛狀告中國總領事一案的專家證人白杰明教授（Professor Geremie R. Barme，也譯作杰里米·R·巴梅）將《環球時報》形容為「中共官方路線的喉舌媒體」。他說，《環球時報》「以煽動性的言論，以及雙重思想對中國社會和全球事務進行報道和評論，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尤利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發行的《衝鋒報》（Der Sturmer）。該刊物是一份臭名昭著卻頗具影響力的德國宣傳報紙，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二戰結束納粹政權垮台才停刊」。
您將中國的中共政權比作德國的納粹政權，好像挺堅定的。可否解釋一下？
中國與第三帝國（即納粹德國，是德國於納粹黨所統治下的時期）的相似之處並不止於《衝鋒報》。中國今天的罪行與1946年—1947年紐倫堡審判對前納粹政權成員的軍事起訴書所列的罪行如出一轍。
美國首席戰爭罪檢察官（Chief of Counsel for War Crimes）特爾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在紐倫堡軍事法庭起訴書中解釋第三帝國戰前的商業活動和工業活動是如何「處心積慮地通過削減美國境內某些戰略產品（包括現代抗生素的前身硫磺藥）的產量來削弱美國這個當時的民主國家武器庫」。中國現在使用與戰前納粹德國幾乎一樣的惡毒商業手段控制著世界上大多數戰略產品，並通過華為滲透民主國家。人們甚至認為，中共已經研究過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俗稱納粹黨）的戰前戰略並佔為己用。
正如特爾福德·泰勒所解釋：「黨衛隊的犯罪活動範圍之廣，規模如此之大，整個德國乃至全世界無人不知。」然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作出反應。第三帝國的恐怖行徑在今天的中國重現。
您一直強調中共強摘器官就是證據……
我發現關於中共為獲取（harvest）器官而殺人的犯罪行為的描述令人深感不安。「harvest」這個詞呈現的是正面形象，例如收穫農作物，使社區獲益，豐收節，收穫月，等等。「harvest」能幫助人類維持生命，中共卻在謀財害命。當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說「這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如果你覺得看著不舒服就不要看」這句話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聽從他的建議？
「中國法庭」（即調查中共強摘器官的獨立人民法庭）於2020年3月1日在倫敦發布的終審判決書稱，「一名教師……因其『反革命』思想而被判死刑，槍決由三名軍人行刑……其中兩名軍人將她左右夾著……而第三名軍人故意朝她右背而不是左邊心臟處開槍。多年後，其中一名軍人告訴本案證人……接到命令讓她不要馬上死亡……在她死之前必須要把腎摘下來。」因為軍醫希望能獲取兩個高質量的腎，「而且是在活人身上摘下來的腎」。2016年8月4日，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國會議員戴維·舒布里奇（David Shoebridge）在主辦反映中共強摘器官罪行的紀錄片《難以置信》（Hard to Believe）放映活動時說，一名澳大利亞病人告訴新南威爾士的醫生，說他不需要再排隊等待腎臟捐贈者，因為下週一有個中國犯人被槍決。
確實令人難以置信。為什麼會有人對其他人做出這種事？
當年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看到寄生的黃蜂幼蟲鑽進毛毛蟲體內活吃毛毛蟲時，他對「個體生命不可侵犯」的信心（這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從此蕩然無存，他後來得出「優勝劣汰」的結論。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對達爾文這個結論深信不疑。中共統治中國70年，對百姓沒有半點同情心，生靈塗炭，導致7000萬老少婦孺無辜喪命。在中國大陸踐踏全國人民的權利還不算，中共正迫不及待地要徹底摧毀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柱石之一是民主，而民主使基督教信仰得以付諸實踐，即我們每個人，包括弱者和被剝削者，都是按照上帝的形像造的。中共不接受這樣的信仰。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政策分析員亞歷山大·鮑（Alexander Bowe）解釋說，中共將民運人士定為威脅其統治的「五毒」之一（其他四「毒」分別為維吾爾人、藏人、台獨支持者以及法輪功學員）。
帕夫洛案變成了澳大利亞舉國上下思考澳中關係的時刻。總的來說，澳大利亞對有關中國侵犯人權的新聞有何反應？
不是人人都對納粹的罪行深惡痛絕，同樣，不是每個人都看不慣中共的罪行及其愈演愈烈的侵犯人權行徑。赫德利·托馬斯（Hedley Thomas）在 《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上發文，將香港的民運人士描述為「蒙面恐怖分子」。俞小丹（Cindy Yu）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網站上撰文稱：「總之，中國不適合民主。」她這篇文章還刊登在《澳大利亞旁觀者》（The Spectator Australia）上。她無視中華民國（即台灣）的華人有史以來第一次享受到民主。這些作家還有他們的編輯，甘願在西方賣力地充當中共的「鼓吹者」，搞不清楚他們是何居心。
為什麼帕夫洛案這麼重要？
中共受仇恨思想驅使正試圖去除澳大利亞校園裡的法治，只有少數澳大利亞人沒有被這個殺氣騰騰的政權嚇倒，德魯·帕夫洛就是其中一個，他志願捍衛我們的神聖權利。讓我再次引用白杰明教授的話，他是這麼說的：「澳大利亞被中國政府視為一個測試案例，它要用中共的國際行為試一試中國越來越囂張的國家策略在『西方世界』能走多遠。中國留學生和其他參與者帶頭用中共官方以及《環球時報》等宣傳新聞媒體釋放的煽動性言辭來暴力恐嚇、威脅澳大利亞人民和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其他學生，理應引起警惕。如果澳大利亞政府和有關部門對事態不表示深切關注，不公開抵制，那麼我們的獨立法律機構和自由媒體一定要挺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