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個科學水準一流、意義深遠的，公眾共同參與的學術會議在華盛頓大學召開。會議詳細闡述了新疆人民每天都活在噩夢中的現狀，證實了相關報道並非是空穴來風：整個民族的宗教信仰被中共認為是「病態的」，因此，整個民族都因自身的「錯誤」信仰接受「整改」。
作者：馬可·萊斯賓蒂（Marco Respinti）
雖然全球的大部分國家仍然對中國每天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但海外的一些人權組織、學術界（或者說至少相當一部分學者）都要求國際社會對這個亞洲大國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以及宗教團體施以援手。在華盛頓特區舉辦的關於中國維吾爾人遭到大規模關押的研討會適時曝光、分析了新疆「自治」區的嚴峻形勢。此次會議由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ESIA）的文化人類學家肖恩·羅伯茨教授（Sean R. Roberts）負責組織協調，其中涉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歐洲、俄羅斯和歐亞研究所的中亞項目的會議則於11月27日星期二在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的Lindner Family Commons會議室召開。
11月26日，羅伯茨教授與幾位被安排於次日會議上發言的同事，在華盛頓特區國家新聞俱樂部召開了一個重要的新聞發布會。在發布會上，他們以自己職業生涯所強調的大無畏精神揭露中共在新疆的暴行，同時還推動與會者簽署一份聲明，呼籲中共中央及其地方政府立即停止對維吾爾人實施的各種形式的脅迫和騷擾等暴行。來自26個國家不同學術領域的278名學者聯名簽署了這份聲明。
如今，不是經常都能看到專家學者和性格堅強的人在記者和鏡頭面前流淚，但這一幕在星期一的會議上發生了：29歲的維吾爾族女子米娜·吐爾遜（Mihrigul Tursun）在一名翻譯的幫助下發言，當她在麥克風前邊說邊流淚時，他們也陪著她流淚。米娜說，有一天，她決定去埃及學習英語，沒想到因此被無端指控犯有「間諜罪」，給她的肉體和靈魂留下了永遠的烙印，最終成了一場噩夢。她和她的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已夭折）遭受的虐待令人難以想像。她被關押在毫無人道的環境下，遭到暴力對待，她和她的孩子被迫服用不明藥物。年輕的米娜感謝美國這個自由之邦接納了她，讓她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維吾爾人，繼續她的伊斯蘭信仰，不必再生活在恐懼中。她在結束分享經歷之時提出兩個呼籲：一、呼籲美國不要對因民族和信仰遭到迫害的維吾爾人撒手不管。二、呼籲有機會去中國的好心人能替她打聽：「我父母和兄弟在哪裡。」
種族基因和納粹政權
星期二會議的專家小組討論分三輪進行，堪稱是學術會議的卓越典範：內容詳實的高水平報告，其中不乏實地考察採集到的詳細信息，記錄了這個地區所發生的事情，而那些事情遠遠超乎人的想像。
第一輪討論主題為「記錄『再教育』營」，發言嘉賓有美國印第安納州特雷霍特的羅斯·霍曼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漢學家蒂姆斯·格羅斯（Timothy A. Grose）、日本鹿兒島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goshima）經濟學家西原誠司（Seiji Nishihara）以及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
格羅斯教授重點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用醫學術語「病態」來形容「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這兩個中共用來污衊維吾爾人的詞語。其實在中共看來，你是維吾爾人，你渴望自由，那你就是恐怖分子（這是中共給「恐怖主義」 隨意下的定義）。中共政府把一切表現宗教身分的行為都標記為「宗教極端主義」：從個人再簡單不過的禱告到在服飾上、公共標識上使用與信仰相關的宗教象徵物，無一不被定為「極端主義」。因為在中共看來，「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所以像維吾爾族這樣一個幾乎信仰一致的民族，身為維吾爾人本身就是「罪」，是「病」。有病就得醫治，所以維吾爾人正在「接受治療」，這便是中共所謂的「開化使命」。在這個治療的過程當中，必須防止外露的傷口感染，以免擴散。換句話說，中共公然實施迫害，而在宣傳中卻將其美化成保護國家「衛生」的手段。
接著，西原教授做了一件前人不敢做的事——把「刀」插進「傷口」裡，他自問自答：為什麼中共總絞盡腦汁為「再教育」營找代名詞，還美其名曰「職業培訓」中心呢？因為事實上那是集中營。「集中營」這個定義讓人一下就回想起德國納粹曾經有計劃、有步驟地殘殺數百萬無辜生命的惡劣行徑，這就是中共想方設法要掩蓋的真相，這才是原因。然而，中國「再教育」營的實際情況與第三帝國（即納粹政權）在許多方面是一樣的——草菅人命，恣意橫行。西原教授說，維吾爾人遭受迫害的原因是他們搞分裂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也許有些人確實在搞分裂，但中共迫害他們僅僅因為他們是維吾爾人，有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認同，這是中共政府所不能容忍的，這一點，中共和納粹極為相似。無數的案例都能證明這一點，但都不如以下這個特別的案例能明確地說明問題：由於批評中共對新疆採取的強硬措施，新疆教育廳前廳長沙塔爾·沙吾提（Satar Sawut），維吾爾作家、評論家亞力坤·茹孜（Yalqun Rozi），新疆大學前校長塔西普拉提·特依拜（Tashpolatt Teyip）等三名知識分子去年失蹤了，儘管他們對中共忠心耿耿，根本不是什麼分裂分子。
隨後，理查森博士將與會者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另一個節點問題上：中共用來控制逃亡海外的人的一系列手段給難民帶來無盡的痛苦，令他們時時活在極度恐懼當中。中共政府採用先進的技術，例如對申辦護照的人進行DNA採樣，以便隨時追蹤「異議人士」。最後，理查森博士問道，當中共命令海外的難民馬上回國否則他們以及他們的家人就會有大麻煩時，他們該找誰申訴？他們又該怎麼應對？
「家長制」和逃亡海外的維吾爾人
第二輪討論的主題為「『再教育』營對維吾爾群體的影響」，發言嘉賓有英國紐卡斯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的漢學家喬安妮·史密斯·芬利（Joanne Smith Finley）、 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家達倫·拜勒（Darren Byler）、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in Bloomington）的民族音樂學家愛麗絲·安德森（Elise Anderson）、巴黎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研究維吾爾流散族群的專家迪麗努爾·熱依汗（Dilnur Reyhan）。
芬利教授提供了新疆社會巨變的第一手資料：由於新疆地區居民最近再度遭到鎮壓，該地區處於恐慌和動盪不安當中。結合格羅斯教授的發言，芬利教授著重談了中共為解決宗教問題採取如同對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視信徒為變異群體，必須予以改造，使其對社會無害。她的發言同樣觸及了無人敢碰的禁忌話題：中共正在實施終將導致新疆消亡的種族及文化滅絕，這已經被大量有力證據證實。芬利提出一個關鍵的概念就是「對伊斯蘭充滿恐懼」，意思是說，中共對所有能讓人聯想到維吾爾人信仰的事物都感到無比恐懼，要求將維吾爾人的習俗和傳統強制性世俗化，實現中國化以及去神聖化，最終徹底取締他們的信仰。
拜勒教授與芬利教授的想法一致，他記錄了維吾爾地區當地政府實施的「再教育家長制」。據人權觀察估算，目前大約有10％的維吾爾人被關押在「再教育」集中營裡，數百萬人被關押後被迫接受「改造」，正如《寒冬》所披露的，中共安排百萬政府人員監視穆斯林少數民族。簡而言之，中國是奧威爾（Orwellian）筆下的「老大哥」，它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通過日益嚴格、有力的管控來鉗制社會思想，扼殺宗教信仰。
然後，安德森教授以同樣的口吻繼續闡述並舉例說明這種「家長制」是如何運作的——就好像是勉強人接受一門藝術或一段音樂一樣，將這段音樂包裝成傳統音樂（但顯然它並不是傳統音樂），然後用這段音樂輪番轟炸這個社會，目的是清除所有具有身分認同意義（identitarian）的音樂，最後根據中共的意識形態口號來實施整改，這樣，中共的意識形態便可以偷偷地滲透整個社會。她的另一個議題特別重要：維吾爾語是整個維吾爾人民身分的標誌，但這門語言很快就要消失了。這位專家稱，新一代的維吾爾年輕人當中幾乎沒有詩人——無處不在的語言守護者，最終這一事實對中共極為有利。
熱依汗教授的發言緊扣其他嘉賓的發言內容。她解釋說，流亡到西方的維吾爾人內部存在很大的分歧，這往往會破壞他們的倡議。這種分歧主要發生在爭取獨立的前沿，把公開要求獨立的人與重點關心其他問題的人分裂成了兩股力量，後者一般只談自治，但最主要還是談人權和宗教自由。顯然，中共利用這種情況將所有維吾爾人都定為分裂分子、恐怖分子。
生物政治和《寒冬》雜誌
第三輪討論的主題是「設身處地感受『再教育』營」，發言嘉賓有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歷史學家詹姆斯·米爾沃德（James A. Millward）、佐治亞州奧古斯塔大學（Augusta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桑德琳·卡特里斯（Sandrine E. Catris）、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羅伯茨、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anberra）的研究員（研究新疆歷史及社會的專家）邁克爾·克拉克（Michael Clarke）。
米爾沃德教授選擇了一個原創話題。 他說，真正意義上的帝國、超國家實體組織往往能夠有效地應對文化、語言和宗教的多元化問題。的確，歷史上的所有帝國雖然不盡相同、各有千秋，但它們偏愛的社會結構如果按現代標準衡量的話，毫無疑問並不屬於民主社會，只是客觀上來說比較實用而已。從本質上講，民族國家是對帝國的否定，但民族國家從未能夠妥善處理這個問題：它們受困於地方民族主義，而且往往讓民族主義更加氾濫。站在一個並非懷舊的角度，米爾沃德肯定地認為，這個問題正在不斷地反覆出現。當今中國雖然由一個帝國發展而來，但現在卻把這個帝國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民族國家，在這個民族國家裡，民族主義以漢化的形式存在，並導致社會主義成為更加嚴重的民族主義問題。
卡特里斯教授的陳述令人印象深刻，他淋漓盡致地闡述了毛澤東（1893—1976年）發起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與習近平政權的相同點。他重點闡述了這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的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強制教育，同化少數民族；對宗教進行暴力鎮壓或本土馴化，實施大規模關押，強制勞役；檢驗對黨的忠誠度；等等。但無論是哪方面的要求都是面向所有人的。對比今昔，其實還有一些區別，但是現在的情況也許比當年還要糟糕，因為如今很少有人談論這個問題，我們所了解到的僅僅是鳳毛麟角。
然後，羅伯茨教授闡述了中共是如何有步驟、有計劃地污衊維吾爾人是恐怖分子的。這位人類學家借助於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詳盡闡述的「生物政治」這一類別，指出中共所列的等式範疇太寬，非常危險。羅伯茨回顧了深刻理解「恐怖主義」這一概念的必要性，並結合具體案例嚴謹地對照定義，進而呼籲每個人應嚴格區分哪些團體屬於「恐怖主義」團體，同時在政治宣傳和歷史現實當中分清什麼是「恐怖主義」。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恐怖分子就像生病一樣，但前提是這些病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一旦患有「宗教極端主義」這種病就等於是恐怖分子，這種推理就像中共意識形態領域裡一條實用的莫比烏斯帶，循環往復。但西方人對此往往信以為真，並且絲毫不加批判（他們就這樣成了中共的幫凶），而習近平正用這個等式來鎮壓數百萬手無無寸鐵的民眾。
最後，克拉克教授提醒大家關注最近新一輪強硬措施出台的原因，他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選現在這個時間呢？」然後他綜合地緣政治、安全和經濟等方面作出回答。從地理上來講，新疆正好處於中國向西挺進的最前沿，因此中共政府將新疆視為中國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西藏一樣），以及解決中國生產過剩問題的新市場。但是中共下令，新疆的習俗和信仰必須重新煥發活力，因為這些東西拖了現代化的後腿，而現代化將有助於把新疆變成一個巨大的新消費市場。既然中國蠢蠢欲動要將其強硬專制的「安全套餐」打包出口，那麼，目前在新疆實施的社會工程實驗就是一個戰略性的展示。
本次學術會議以一個氣氛熱烈的圓桌會議落下帷幕，圓桌會議上聽眾們不時提問，世界維吾爾人的歷史與精神領袖熱比婭·卡德爾（Rebyia Kadeer）也參與其中。本次會議展示的現實情況無人能否認。中共鎮壓事件背後的真相在學術界已人盡皆知，且有大量文獻佐證，無論是在整體上還是在細節上，學者都已了然於心。然而與以往一樣，公民社會、大眾文化甚至政治領域對這方面的信息卻仍舊知之甚少。
《寒冬》雜誌的創刊與存在是為了在專家學者和公眾輿論之間搭起一座橋梁，堅持不懈地為這兩個世界尋找彼此聯繫的方式，畢竟雙方的生活在諸多方面相去甚遠，需要彼此溝通。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這次參加華盛頓特區研討會的所有發言嘉賓以及大部分聽眾都聽說過（偶爾還體驗過）並且認可《寒冬》雜誌，稱很高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寒冬》經常發布一些在別處找不到的獨家新聞，而且總有文件加以佐證，有據可查。我這麼說並不是自誇，而是為了確保大家知道，我們每天所做的確實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以我們眾多的記者和供稿人冒著極大危險為代價換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