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反對基督教的一系列言論和運動在此後數十年仍然被廣為沿用，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可謂方興未艾。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所謂的「習近平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強調中國漢族文化比世界上其他文化都優越。毫不意外地，這種思想在中國和海外華人中間引起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共鳴。我們不能因習近平或其他人以中國歷史上藝術、文學等諸多方面的成就為豪而對其指責。但是，許多專家指出，習近平往往強調中華文化的優越性在於中華文化將宗教限制在邊緣化、不重要的地位，還稱這一點使其與世界上其他幾大文明不同。但是這種理論是錯誤的，失敗之處在於未能分清理論和現實。在與西方有往來之前，中國沒有「宗教」這樣的術語，甚至沒有「上帝」這樣的詞，但大多數中國人實際上都遵守並實踐著某種信仰，這正是事實上的「篤信宗教」。

習近平的理論並非什麼新發明，可追溯到毛澤東。毛澤東曾親口承認他的這種理論是從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知識分子的運動中總結出來的，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5年的五卅運動以及1924至1927年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所有這些運動都是「新文化」現象的一部分，同時，這些運動也比較複雜，對外國的帝國主義表示抗議，參與人群是持各種不同信仰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不過，他們中間許多人都將中國的軟弱歸咎於傳統宗教的落後影響，稱宗教是中國文化不值一提的一小部分，需要由進步和科學來取代。他們一方面批判西方在對待中國時採取的帝國主義做法，同時也羨慕西方的經濟和科學成就。

「新文化」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對宗教的批判態度較為強烈，對他們而言有一個問題是，西方的成就似乎顯然與基督教有關。

當時有些人曾得出結論說，基督教確實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潛在夥伴。例如，蔣介石（1887－1975年）就欣然採納支持基督教的觀點，並且最終歸信循道宗（又稱衛斯理宗）。而還有一些人則向歐洲不信仰宗教的人文主義者學習，認為西方統治階級大規模放棄基督教信仰之後西方才迎來了真正的進步和繁榮。

1922年，上述「新文化」運動中的兩派人士之間爆發了衝突。1895年成立的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決定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國際代表大會，支持基督教並致力於改革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此決定表示歡迎，而反對基督教的一派3月9日創立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以此作為回應。

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在歷史上製造了許多罪惡」，並且幫助統治階級壓迫窮人。該同盟發表宣言稱，「我們認定這個『助紂（資本家）為虐』的惡魔——現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

雖然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中國蔓延至大約20個城市，但其在上海的勢力尤為強大。在北京，該同盟成了非宗教大同盟的一部分，非宗教大同盟反對一切宗教，而不僅僅是反對基督教。正如美國歷史學家杰西・格・蘆茨（Jessie Gregory Lutz）指出，非宗教大同盟受到了曾於1920－1921年在中國講學的英國哲學家波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972－1970年）的影響。【參見蘆茨女士於1976年在《現代亞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第10卷第3期第395－416頁刊載的文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反基督教運動」（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Anti-Christian Campaigns of the 1920s）】眾所周知，羅素對有組織的宗教持批評態度。

非基督徒學生同盟沒有實現其直接目標，因為1922年4月4－9日，世界基督徒學生聯盟如期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了世界大會。此後，非基督徒學生同盟僅僅活躍了一小段時間，不過1924－1927年，該同盟再次復興支持主要針對基督教院校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他們還翻譯了一些法文和英文的反基督教資料，建立了論據庫來攻擊基督教、支持「優越的」中國文化的非宗教特徵，這些後來被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沿用，直到習近平。

第一批注意到非基督徒學生同盟的西方歷史學家強調，該同盟的成員是持有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信仰的反基督教人士，提到了啟蒙運動的傳統、法國大革命、實證主義。然而，近期的學術研究重點指出該同盟不僅最終令中國共產黨受益，並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響。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和夏連蔭（或譯作夏連瑛，Julie Lien-ying How）在二人合著的《革命傳教士》（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哈佛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指出，蘇聯的特務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因此，非基督徒學生同盟雖然短壽並且相對而言不算成功，但卻為中國接下來幾十年裡迫害基督教預備了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時，該同盟也是中共滲透並掌控其他革命團體的一個典型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