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調動群眾充當間諜及治安團隊「維護社會治安」、鎮壓宗教，猶如文革再現。
當今中國，在基層社區，隨處可見大量被中共收買並充當其眼線與執法者的市民。顯眼的紅袖章就是他們的標誌。這些人被稱作「紅袖章」，是受當局動員參加巡查的廣大幹部群眾，已成為中共用來監控社區，尤其是異議人士和信教群眾的工具。
這些人激情澎湃，積極地在同為市民的人們中間執行道德和紀律法令，他們的出現不禁令人想起中國歷史上許多社會運動，如楓橋經驗和義和團運動。
近來，中國當局復興楓橋經驗，楓橋經驗是毛澤東時期打著維護社會治安的旗號，利用廣大人民群眾對被列為「階級敵人」的群體進行再教育、審查和說教，以實現對他們的監督和改造的政策。
另一個歷史先例是發生在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一個祕密團體領導了一場反對殖民主義和基督教的暴亂。政治評論人士文昭指出一個共同點：「義和團和楓橋經驗的共同之處就是，它們都是受到當政者操縱的群眾暴力，以無比光輝正確之名，幹著傷天害理的事。」
那麼最近這場打擊中共「敵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目標是哪些人呢？ 《寒冬》獲取的一份某社區政府部門的文件要求打擊的對象包括動遷戶、信教群眾、涉疆或涉藏群體、上訪戶等多個群體。文件要求時刻監視這些群體，並「加強對重點村、重點人物的排查」。
某地方社區一位「紅袖章」人員告訴記者，根據指示，他不僅僅是要舉報一般的犯罪行為，作為「紅袖章」的一員，他被勒令詳細詢問轄區內家庭人員信仰情況、到訪人員信息、到訪人員居住時間等信息，並被建議事無鉅細都要打探，盡其所能地了解情況。流動人口和宗教聚會點是重點排查的對象。
這種群眾執法隊隨處可見，過去一年，廣東省揭陽市僅空港經濟區就組建了一支3000多人的「紅袖章」隊伍。
此外，這些「紅袖章」在全國各省大小社區都可以見到。2017年12月，四川省會成都市溫江區的530餘名美團快遞員（美團是中國大陸的一款在線訂餐送餐平台）開始戴上「紅袖章」。他們還在手機上全部安裝「溫江警網紅」應用程式，直接與國家監視機制掛鉤。他們在送餐的同時充當起政府的「情報員」、「信息員」，一旦發現「不利苗頭」，就拍照上傳至應用程式「報警」。
溫江政府正在推進跨區域「紅袖章」建設，當局指使社區民警和網格員，糾集商場、商店及停車場等公共場所的保安、保潔、看守等，組成治安積極分子隊伍，形成「紅袖章」群防群治大體系。
各地教會和宗教聚會場所，遭到了「紅袖章」的沉重打擊。今年5月，河南省周口市淮陽縣宗教局官員到一處經政府批准的三自教堂檢查，並命令幾名戴著「紅袖章」的人員看守教堂，監督講道人講道內容，不許超出政府規定的範圍。他們還禁止信徒穿宗教活動專用的衣服，不讓教堂的樂隊表演節目，奉命將教堂活動的實時情況拍照上傳。據信徒稱，這些「紅袖章」現在常常去他們所在的三自教堂監視、檢查。
新疆一名三自教堂信徒反映了類似的情況。她說，她所在的教堂被裝上了高清監控器，還經常有戴紅袖章的人員進行監視。
這些「紅袖章」還充當警方的「眼線」。今年9月，江蘇省常州市公安局的警察闖入全能神教會一基督徒家中。一個警察拿出一些偷拍的該信徒的照片，聲稱已經跟蹤其很久。後據這名基督徒回憶，被抓前她曾看到一名戴紅袖章的男子長期在她家附近遊蕩。
「紅袖章」還在教堂之外擾亂宗教信仰。4月28日，河南鄭州市盤石教會私立學校舉行了一場春遊活動，學校老師帶著孩子們到公園唱讚美神的詩歌，不料被街道辦事處的「紅袖章」發現，那些「紅袖章」質問他們的領導是誰，並勒令他們趕快離開，否則就要報警。
一名家庭教會基督徒無奈地告訴記者：「每次聚會都要繞過這些『紅袖章』的監視，唱詩歌、交流也不敢大聲，因為這些『紅袖章』無處不在。他們的存在說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但人們都知道，政府所謂『維穩』的對象除了犯罪分子以外，其實主要是監控宗教人士、異議人士和一些維權的敏感人群。」
有評論人士指出，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傳統的維穩方式所耗費的財力愈發增多。所以，當局就撿起了毛澤東時代的那一套，利用廣大人民群眾「維穩」。
這種方式具有「耗費低」的特點，正吻合了中國主流媒體在「紅袖章」的相關報道中的黨的說法——「養事不養人，以獎代補」和「為有效緩解警力不足找到了捷徑」。可見，楓橋經驗和「紅袖章」成了中國當局以低成本建設警察國家的「絕佳手段」。
寒冬記者 林一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