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無神論者的中共為何自稱有權決定哪些藏傳佛教喇嘛有資格轉世，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有助於了解這個話題。
在中國，有一千多名擁有極其特殊身分證的公民，證件表明他們均為已故喇嘛的轉世，而且那些喇嘛都是經過中共當局正式批准才可轉世的。不僅如此，只有持證者才被中共承認是特定某位喇嘛唯一真正的轉世者，任何其他轉世者都會遭到中共警方的嚴厲打壓。
這一怪誕的做法自1995年一直延續至今。1995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確認了第十世班禪喇嘛（1938-1989年）的轉世靈童，這個名叫根敦·確吉尼瑪的六歲男孩因而成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最高領袖，班禪喇嘛則是格魯派僅次於達賴喇嘛的領袖。）中共當局卻對此不予承認。根敦·確吉尼瑪被他們關押了起來，從此消失於人前，不過達賴喇嘛和中共均稱他還在世。中共自行組織了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尋訪工作，並通過與一些藏人協作，提出了一份候選人名單（其中並不包括根敦），將候選人的名字寫在籤牌上，並放入金奔巴瓶中，再從中抽籤選定新的班禪喇嘛，這就是金瓶掣籤。五歲的確吉杰布當年被抽中，並被培養成為中共支持的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也成為中共在佛教界的官方代言人之一。
2007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出台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即臭名昭著的《第五號令》，以此將中共決定哪些喇嘛可以獲准轉世、控制轉世靈童的尋訪過程以及認證真正轉世靈童的權利制度化。這項法規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特別是一個無神論政黨要對活佛轉世進行控制，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論。不過，中共依然將此法規當作控制西藏及其他地區藏傳佛教的有力工具。
西藏和蒙古其實有數千個轉世喇嘛世系。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噶瑪巴（另一大藏傳佛教派系噶瑪噶舉派的領袖）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格魯派蒙古分支的領袖，此職目前空缺）可能是國際上最為知名的幾個轉世系統，但此外還有很多。
應該如何尋訪已故喇嘛的轉世靈童是一件具有爭議的事情。目前這個議題極具政治性，而歷史往往顯出傾向性。2011年9月24日，達賴喇嘛尊者發表了一則後來常被人引用的公開聲明。他在這份聲明中說，尋訪轉世靈童候選人是根據問卜作為靈媒的拉穆、乃瓊、噶東、桑耶藏傳佛教四大護法（他們會在半昏迷狀態下傳達神諭），觀察神奇的跡象，以及聖湖觀影（位於拉薩南部的拉姆拉措湖等護法之魂湖中呈現的異象）。他還解釋說，同一位喇嘛的身、語、意可能分別轉世，導致同一位喇嘛出現多位轉世，歷史上也確有此事。同時，他談到尚在人世的喇嘛也可能有接續者出現（即「未終朱古」）。尊者在2018年聖誕節接受的一次採訪中重申了這些觀點。
那麼，如果尋訪找到兩個或更多符合條件的轉世靈童候選人，又該怎麼辦呢？格魯派神學理論認為，那些候選人可能都是同一位已故喇嘛的轉世靈童，但實際上，只能有一位繼承法座。達賴喇嘛尊者提到，若出現多位候選人難以決定，也可採用「在佛像聖物前舉行『食團問卜』決定的慣例」。這種方法是將有靈童候選人名字的字條包在小糌粑團裡，然後置於盤中搖轉，直到其中一個糌粑團掉下來。
達賴喇嘛尊者也談到了「金瓶掣籤」。這是清朝乾隆皇帝（1711-1799年）於1792年頒布的一種轉世認證方法，將候選人的名字放進專門鑄造的一個金瓶中，通過類似抽獎的機制認定轉世傳承人。他說：「金瓶掣籤的規則，只是滿清勢力的強橫表現，而非藏人信賴的宗教儀軌。然而，如能公正實施，也可視作類似於傳統的『食團問卜』方法。」尊者堅持認為，歷史上，使用此法認證的達賴喇嘛只有兩位——第十一世達賴喇嘛（1838-1856年）和第十二世達賴喇嘛（1857-1875年），但真正由金瓶掣籤認證的只有一位，因為通過傳統方法已經明確確定第十二世達賴喇嘛人選；同樣，以此法認證的班禪喇嘛也只有兩位，即第八世（1855-1882年）和第九世（1883-1937年）班禪喇嘛。
如上所述，歷史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中共歷史學家堅稱金瓶掣籤曾被多次使用，而藏族歷史學家則傾向於淡化其作用。達賴喇嘛尊者於2011年發表的聲明乃是基於當時已有學術研究成果確定的相對準確的說法。不過，後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文獻。清朝皇帝的官方聲明本應以漢文寫成，而乾隆皇帝於1792年頒布的那部著名的法令——即推出金瓶掣籤制度的《喇嘛說》——卻以四種語言刻於北京雍和宮內的石碑上，其中就包括滿文。滿文不同於漢文，而且是清朝統治者的母語。哈佛大學培養出的幾位歷史學家一直在積極地研究滿文文件。
其中，歷史學家歐麥高（Max Oidtmann）剛剛出版的著作《金瓶掣籤制度的形成：大清帝國和西藏的轉世政治》（Forging the Golden Ur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incarnation in Tibet，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是迄今為止對金瓶掣籤問題最為全面的研究。歐麥高和達賴喇嘛尊者均認為，乾隆皇帝之所以推出金瓶掣籤制度，主要原因之一是1791年今尼泊爾地區的廓爾喀人試圖入侵並征服西藏，隨後清軍入藏增援、平定廓爾喀。然而，歐麥高研究乾隆皇帝與其重臣之間的滿文祕密通信後得出的結論是，清朝其實並不太擔心尼泊爾人。乾隆之所以推行金瓶掣籤，同樣或更重要的原因其實與蒙古有關，因為他要防備可能叛亂的蒙古貴族讓自己的孩子作最重要的蒙古喇嘛的轉世靈童。
歐麥高強調，最重要的一點是，與中共不同，乾隆皇帝是真的相信輪迴。作為虔誠的佛教徒，乾隆發現了格魯派藏傳佛教中的許多值得稱許之處。廓藏戰爭期間，朝臣以滿文祕密向上奏報，起初對喇嘛們態度尚佳，但隨後語氣驟變，指責喇嘛們尤其是幾位主要護法的腐敗導致西藏面對廓爾喀人入侵時軟弱無能。這些奏報再加上蒙古問題，令乾隆皇帝相信，已故喇嘛的轉世靈童「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表明藏族佛教已被腐化。乾隆皇帝雖然相信轉世，卻對西藏的護法們持懷疑態度，認為他們執掌大權，但其道德令人質疑，且不受任何政治性控制。（乾隆自己也使用靈媒和護法，可見他並不是懷疑所有的靈媒和護法。）廓藏戰爭後，乾隆下令打壓西藏的護法，並開始推行抽獎式的金瓶掣籤法。此法原本是明朝皇帝發明用來將一些官僚分配到特定的省級職位，從而成功地杜絕了腐敗和官場裙帶關係。
乾隆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金瓶的使用雖然不如漢人歷史學家現在所宣稱的那麼頻繁，卻可能比現代藏人所認為的次數要多。歐麥高提供的數據顯示，在1793年至1825年間，大約一半重要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使用了金瓶掣籤，對52個不同的重要喇嘛世系一共使用了79次。雖然清帝國對護法們充滿敵意，但其實那些名字置於金瓶中的候選人通常還是由護法指定的。
歐麥高的主要觀點是，中共和一些藏族或西方的歷史學家都錯誤地將金瓶掣籤當作滿清王朝在西藏推行統治或帝國主義的工具。在他看來，他們以看待現代問題的角度對十八、十九世紀的事件進行了過度解讀。事實上，清朝皇帝和一部分格魯派精英有著共同的目標，即加強喇嘛輪迴制度，使其更加可信，從而使藏傳佛教和西藏更加穩定。當時，藏人只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才表現出對金瓶掣籤的抗拒，即當他們相信一位眾望所歸的候選人已明確認定，因此不應將其解釋為藏人民族主義的表現。
然而，局勢在20世紀發生了變化。1936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通過了一項關於喇嘛轉世的法律，該法律後被中共用作2007年《第五號令》的模板。事實上，從20世紀起，抵制中共的金瓶掣籤已成為藏獨的一種表態。
中共自上台以來即意識到喇嘛轉世問題的敏感性，卻決定等到1989年第十世班禪喇嘛去世後才採取行動。《第五號令》直至2007年才出台，這一事實被歐麥高看作是中共一直在對此問題進行黨內討論的一項證據。
歐麥高探討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共迄今應該已然意識到，他們選出的轉世靈童在西藏和海外藏人中幾乎沒有任何威信，那麼中共為何仍堅持自行選擇已故喇嘛的轉世靈童呢？對於這個問題，歐麥高的回答是：「現代金瓶掣籤主要是表演給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人看的，而不是西藏自治區或鄰近的自治區的藏人。」中共所支持的轉世靈童（包括中共選出的現任班禪喇嘛）縱然不會受到藏人的重視，卻套上了時尚、權威的外衣，出入中國不同派別的佛教寺廟，儼然成為了這一古老、真實而又有點神祕的佛教傳統的代表。不僅如此，他們還到國外向天真的西方人展示與中共親和的所謂「西藏」佛教。因此，有鑒於中共極有可能使用金瓶掣籤來自行選擇轉世靈童，宣告由其擔任第十五世達賴喇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並未掉以輕心，而是正在推動與藏族、蒙古族喇嘛和智囊團進行廣泛協商，探討如何應對中共非常可能採取的花招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