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講述一位德國籍天主教神父弗里德里希·休特曼（1888－1945年）的事蹟，他曾是赴中國山東傳教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於1945年殉難。
作者：約翰內斯·弗萊克納（Johannes Fleckner），赫爾穆特·莫爾（Helmut Moll）
預備當傳教士的素質
弗里德里希·休特曼（Friedrich Huttermann）出生於1888年3月30日，父親是奧伯豪森（萊茵河流域）附近斯特克拉德（Sterkrade）的喜望鋼鐵公司（Gute-Hoffnungs-Hutte）的一名車床技工。早在兒時當輔祭的時候，休特曼就表達了長大想當神父的意願。1902年，他來到荷蘭斯泰爾的聖言會（修會）的座堂。1907年，他通過「Hausabitur」考試（宗教機構的普通考試），搬到了維也納附近默德靈的聖加布里埃爾修道院（St. Gabriel novitiate），並從1910年9月12日開始在那裡接受培訓。修生見習期結束後，他繼續留在聖加布里埃爾修道院學習哲學和神學。1913年9月28日，他接受祝聖成為一名神父。經過僅僅一年的考察，他決定遠赴中國傳教。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休特曼無法前往亞洲。1915年，他接受護理培訓，先是在步兵團軍用醫院當神父，後來成了一名戰地神父。他身材高挑，願意隨時待命。他因戰爭時期的成就榮獲鐵十字勳章。1919年，他通過了德國Abitur考試。在隨後的兩年時間裡，他成為斯泰爾的卡爾·弗里德里希神父（Father Karl Friedrich）以及萊茵河流域聖奧古斯丁的阿洛伊斯·考夫霍爾德神父（Father Alois Kaufhold）兩位見習導師的助手。1921年至1925年，他在波恩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y）學習天主教神學，但這並非出於他本意。在此期間，他完成了論文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altlateinischen Evangeliumsubersetzung (der br-Text des Jo.)（《舊拉丁福音翻譯史研究（約翰的文本）》）。論文條理清晰的研究手法、明確的目的以及精確的描述使他獲得「優等生」這一最高學術評價。1925年7月8日，他正式開始傳教生涯。
來華頭幾年
儘管休特曼接受過特別的神學培訓，但他強烈要求派遣他傳教的負責人按照他的心願將他派往中國，最後他如願以償。1925年11月21日，他乘坐「薩爾布呂肯」號船（Saarbrucken）到了青島。他與另外五名新傳教士一起等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啟程前往下一站。1926年1月中旬，他們一行人到了聖言會的中心山東兗州府。
來自斯泰爾修會的傳教士韓寧鎬主教（Augustinus Henninghaus，1862－1939年）從1904年便開始在兗州府神學院任代牧一職，他向新到人員簡單介紹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後，就讓休特曼在神學院擔任講師，講授教理和聖經知識，因為他接受過神學培訓，是新來的傳教士當中最優秀的一個。當時兗州府神學院一共有24名學生主修神學，其中有4名是剛加入聖言會的中國籍弟兄。那些年取得的一個重大成果就是休特曼教導他學生而留下的經典書作。安提阿（Antioch）的聖伊格內修斯（St. Ignatius，† 107）所寫的書信，聖費利西塔斯（St. Felicitas，† 202）和佩爾佩圖亞（St. Perpetua，† 203）二人的殉難經歷，斯基利坦集體殉道者（Scillitan martyrs，† 180）條約，以及聖馬修斯（St. Malchus，† 260）的平生事蹟，休特曼均已將它們翻譯成中文並進行詳盡解說，以饗中文讀者。
毫無疑問，若沒有其他事發生，憑休特曼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本可以熟練地掌握漢語，甚至可以駕馭高級寫作詞彙，但因為他被要求在這所規模不大的神學院開設天主教課程和拉丁語課程，他的精力被分散了。休特曼還幫苗德修神父（Father Theo Mittler）出版新版的漢語語法書，並為漢字的讀音都配上適當的「音調」。最後，休特曼為《十字苦路》（the Way of the Cross）中（主耶穌走過的）的14處苦路的每一處都寫了12條反思筆記，由兗州府神學院出版社出版，當作講義。
被選為主教
為了在更大的傳教團中加深自己對傳教工作的見解，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神學課學生所處的環境，休特曼於1928至1929年到了浙江，在何方濟神父（Father Franz Hoowaarts）的教區當學校神父，不再開設講座。他勇敢、甘願犧牲的精神和強烈的使命感贏得了所有傳教士的好感和支持。當舒德祿神父（Father Theodor Schu，1892－1965年）於1936年被任命為兗州府教區主教時，傳教士們推舉休特曼當他們教區的下一任主教領導他們。
他們這個教區以聖言堂總部所在地的名字命名，直接叫戴家莊教區，傳教範圍包括兗州府、曹州府和陽谷等教區。此外，京師大學（現北京大學）和上海監牧區的神父和弟兄要接受聖言會戴家莊教區管理人員的特別巡視。在這麼遼闊的一片地區內，要了解每一個傳教士的個人特點和傳教任務，達到盡所能幫助他們，這需要休特曼周全的考慮，極大的耐心、愛心和決心，儘管傳福音工作完全由各地的主教負責。
戰爭與革命
休特曼在其任期內的工作相當艱難。當選主教剛半年，日本軍隊大舉入侵中國並深入到山東南境。當地人民深受恐怖活動、地痞團夥、社會動盪和通貨膨脹所困擾，失去了安全感。很快，有人說中共紅軍已開始利用群山峻嶺之勢，要建立一個國中之國。
休特曼每年都去探望他轄區內的每一個傳教士。在兗州府、曹州府和陽谷的傳福音中心地區，大約有43處傳教點，174個傳教士。他總騎著一輛自行車出門，風雨不改。通常是一個叫馬拉基亞（Malachias）的弟兄或一個中國籍助理陪著他。休特曼從未單獨一個人騎自行車出過門，儘管他不怕遇到危險。同時，他還要常常忍受令人尷尬的盤問、搜身和騷擾。有一次他被說成是間諜，與馬拉基亞弟兄一起被關了起來。他偶爾有一閃而過的念頭：「我要死得像烈士一樣。」
休特曼非常重視組織共同靈修、牧靈會議和辯論會。他鼓勵傳教士各抒己見，有問題及時提出來公開討論，一旦發現有人發表沒有原則的意見和做出違反原則的行為，他隨時隨地都會制止。有時休特曼說話不大體諒人，甚至有點傷人，他漸漸變得不受某些人的歡迎。
然而，休特曼是值得尊重的，為了維護傳教團和傳教士的利益，他提倡堅守天主教原則。中國籍傳教士修生見習的地點，以及自1938年後主教所領導的神學院，均設在戴家莊。這一處宗教舊址是所有新加入聖言會中國傳教團的傳教士的第一個傳教點。1940年秋末，（該神學院）最後一屆的21名學員插班到上一屆的32名傳教士新成員中。戴家莊教區共有65位神父、16個弟兄和28名修生。雖然這麼多老老少少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但有等級區別，休特曼十分堅持這一點，有時還挺嚴厲。
殉難的年代
哪怕是犧牲，這份痛苦也要忍受。1938年5月17日，年輕的阿方斯·加特納神父（Father Alfons Gartner，1908－1938年）被槍殺，後被安葬。1941年4月23日，中共游擊隊懷疑約瑟夫·拜爾樂神父（Father Joseph Bayerle，1899－1941年）是間諜，就把他殺了。1940年夏天，中共游擊隊綁架了傳教士保羅·海爾神父（Paul Heyer）和威廉·塞蒙神父（Father Wilhelm Sermon），關了幾個星期才放他們，海因里希·沃納（Heinrich Werner）遭遇了同樣的厄運。1943年3月，日本人將荷蘭籍神父約翰·范·斯奇（Father Johann van Schie）關進山東濰縣集中營。雖然中國變得越來越動亂，前方的道路越來越危險，但休特曼沒有垂頭喪氣，也不打算退縮，他發布公報亮出難處，並鼓舞士氣。
1945年5月，德國軍隊在二戰中潰敗，中共游擊隊試圖恐嚇勒索德國傳教士和天主教領袖，據說要沒收他們的「兵庫」。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兩三天後，從鄰近的貿易城市濟寧來了一支日軍小分隊，直闖聖言會戴家莊總部，花了幾個小時逐一盤點所有財物、樓房、學校和馬廄。這一消息很快人盡皆知，中共游擊隊決定先下手為強，不讓日本人得手。
1945年5月16日深夜，中共游擊隊開槍掃射闖入戴家莊教區，他們還闖入附近的女傳教士學校。就在突如其來的掠奪激烈進行的時候，教堂前院子裡的大鐘突然響起，還有牛被奪走時發出粗厲的「哞哞」聲，是休特曼敲響了警鐘。然後是一陣嘈雜的叫喊，還有激烈的對話。兩聲槍響後，休特曼倒地身亡。史書記載，「當我們為他的死禱告時，塔鐘子夜的鐘聲敲響了。」據救贖派的天主教神父優西比烏·阿爾納茲（Father Eusebius Arnaiz）和意大利赴華傳教士吉安卡洛·波利蒂（Giancarlo Politi）稱，休特曼是1945年5月17日遇害的，這一說法在《傳教書目》（Bibliotheca Missionum）中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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