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這片禁區內，一百多萬維族人正在教育轉化營裡苦苦煎熬，但營外幾百萬人的生活也充滿了不確定性，隨時可能因為自己不經意的一句話或者政府突如其來的一項規定就鋃鐺入獄。那些目前仍是自由之身的人們雖然沒有被關起來，卻也是四面楚歌，檢查站和金屬探測儀隨處可見，身分證和手機一次次被檢查，且這種高壓態勢一直有增無減。人們每天都要穿過一層層的鐵絲網，通過一道道安全檢查，日復一日。在這場奧威爾式貓捉老鼠的遊戲裡，沒有規則，萬事難料，也幾乎沒有人能逃脫。
露絲·英格拉姆（Ruth Ingram）
新疆學生尤其要謹慎行事。表面上，與其他人相比，學生似乎更容易逃過肆意抓捕及監禁的劫難，但他們很清楚危險近在咫尺，自己隨時可能會引起當局的注意，而這並不是他們所想要的。他們生活的緊張程度顯而易見。
維族穆斯林麥合木提（Mehmud）是位於烏魯木齊的新疆大學一名大二學生，他說：「從早上睜開眼到晚上睡覺前，我們每時每刻都被監視。逃跑是不可能的。我們被告知，我們的信仰是一種病毒，需要治療，要想康復就只有接受『住院治療』。」（參見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infected-08082018173807.html）
學生和教職員工如果要進入校園，必須先通過一個像機場安檢那樣的門房，裡面金屬探測儀、X-光掃描儀、身分證及面部掃描軟件一應俱全。而外來訪客無一例外都必須先在校園門口登記，然後由他們要訪問的校內人員接走。安保人員工作繁重，如果他們讓「恐怖分子」進入校園的話，他們的自由也會受到威脅。身穿迷彩防彈背心的娜菲沙（Nafisa）抱怨道：「我們每天12小時輪班站崗，一週工作7天，缺勤一天就要被扣400元（約60美元）。」娜菲沙原是一名家庭主婦，有三個孩子，她說現在形勢「危急」，她把孩子們都送到親戚家住了。她說：「每天都跟我們講我們現在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這個星期還告訴我們要特別警惕，我們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危急情況，但是每個星期似乎都有些需要時刻密切關注的東西。」她不能冒險讓有問題的人通過她所在的崗位。「我的很多朋友都不見了，我有家人，如果我被抓走了，我的孩子們怎麼辦？」
各種各樣的面部識別儀和掃描設備遍佈校園的每一個角落。不僅如此，所有學生也被要求多留意可能偏離黨的路線的人。為此，每週三下午他們都必須參加政治會，會議上反覆灌輸國家安全的相關內容並要求他們對政府絕對忠誠，會議稱將「有問題」的同窗舉報不僅可以獲得政治積分，還可以使異見消失於萌芽狀態，並且是對朋友的保護，使他們循規蹈矩，免得誤入歧途，染上可怕的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或其他更危險的「病毒」。老師跟學生們講「那樣做是在救那些同學的命」，不過，老師也是自身難保。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黨不忠、搞「兩面派」被視為嚴重犯罪。
宗教傾向和反黨情緒均遭到鐵腕打壓，即便是私下嘀咕，比如抱怨或表現出消極態度，甚至只是流露不滿或者學習26個「敏感國家」的語言，都會遭到嚴厲打壓。就連在牆上掛一張世界地圖或者計劃留學深造這樣的行為，也要求學生之間互相留意監督。
「我們一分一秒都不能鬆懈，」生物專業大三學生吐爾尼沙（Turnisa）說，「如果我們稍有疏忽，然後其中一名室友被發現有問題，我們也可能以『不夠警覺』為由被帶走。」
對於犯錯誤的人來說，政府現在最可怕的懲罰措施就是再教育。無數維吾爾學生的親屬被法外判決18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還有很多學生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已經徹底失蹤。這就足以令他們名譽受損，並被列入需要特別監視的重點名單。他們每天提心吊膽，不知道厄運什麼時候就臨到自己了。
新疆的大量維吾爾教授和學者不斷失蹤，在那些大學裡學習和生活的學生，尤其是與失蹤者屬於同一院系的學生，都倍感憂慮。庫特魯克·阿勒瑪斯（Qutluq Almas）曾在新疆大學擔任講師，現流亡美國。他對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維語部記者說，現在新疆大學至少有56名講師和研究人員被關押在教育轉化營。今年早些時候，前新疆大學校長塔西普拉提·特依拜（Tashpolatt Teyip）突然失蹤，據稱，他因對黨的政策「陽奉陰違」被定為有「兩面派」傾向而遭到關押。此事使廣大學生意識到一個可怕的事實：人人在劫難逃。
大多數「失蹤」的學者都與維族文化或語言有關，這使得他們的學生陷入兩難境地，是繼續學習這個專業還是徹底放棄。前新疆師範大學校長、文學系教授阿扎提·蘇力坦（Azat Sultan）現已下落不明。作為他曾經的學生，阿斯曼江（Asmanjan）說：「我們已經在借助漢語或維語著作的漢語譯本來學習維吾爾語和維族文學。但是現在看來，如果我們房間裡還留有他的原著，或者只是承認曾經有過他的書，那就是犯罪。」幾個月前的一天，阿斯曼江一夜沒睡，把他所有的維語書都撕掉了，以防自己的房間被隨機搜查，這些維語書將成為他對黨「不忠」的證據。當局每週還在公布新的違禁書籍清單。如何處理那些撕碎的碎片也令阿斯曼江苦惱，因為市裡的每個垃圾場都有監視器監控。他說：「如果他們看見是我扔掉的這些紙，然後收垃圾的人把它們交給政府怎麼辦？燒掉就更不行了。」
學生們對當前處境的感受各有不同。一些人覺得自己隨時可能被帶走，所以只是在等待自己的宿舍門被敲響那一天的到來；另一些人則認為自己不會被抓捕，因為政府清洗的主要目標是維族人這一少數民族，漢族學生並不怎麼害怕，只要他們不對維族的語言和文化表現出非比尋常的興趣，政府就不會擔心他們。所有學生的宿舍、個人物品、手機和電腦每週都要接受例行檢查，以確保每個學生的忠誠度都有詳細備案，但也常常有突擊檢查令他們防不勝防。
維族學生可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不當行為」而被列入特別關注名單，諸如抱怨當前形勢，沒有緊跟習近平的最新政策，不積極參與唱國歌或者不認識國歌的漢語歌詞等。此外，明顯違反習近平以「中國化」為目標的「新時代」規定的行為還包括：在週一早晨的升旗儀式中遲到；宿舍內有維語書籍；不理會頻繁的手機檢查，仍在手機裡存有宗教資料；等等。
所有的國外勢力都被視為可疑對象，只要聯繫外國人（無論這個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還是在境外）就足以引起當局的警惕。普通話，曾被叫做「漢語」，即漢族的語言，今年換了個說法，叫做「國語」，意思就變成了這個國家的語言。在校園裡、宿舍裡，特別是課堂上，只要有學生說自己的語言，就會被嚴厲斥責，並被警告要說「國語」。校園裡原來的雙語標識上，維文已經被用膠帶草草蓋住，只留下漢字，預示著單語主義的威脅迫在眉睫，隨時就會來臨。「我們被禁止用母語交談。」 歷史專業的大一學生古麗努爾（Gulnur）說道。對於她而言，學說漢語並不是容易的事。因在南疆一個邊遠村莊長大，古麗努爾從小只說維語，她現在正在拼命學習自己專業所需的大量術語和漢字。
「之前，我的一個室友給他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女朋友打電話，掛掉電話兩個小時後，突然來了五個武警把他帶走了，從此再沒有聽到過關於他的任何消息。」普拉提（Polat）說。普拉提是一名研究生，現在不住校了。
學生們每天都在恐懼與不斷的自查中度過。「我們要監督我們自己、自己的交友情況、自己的言辭，甚至自己的想法。」阿卜杜拉（Abdullah）說。他的親屬中多數人都正被以不同的形式關押著，他的媽媽住在南疆，照顧著「失蹤」的鄰居和親屬的12個孩子。「有時候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以及情感上的傷痛，」他說，「但是我們都活在噩夢中，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噩夢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夜間突襲也是常態，讓人即使在晚上也絲毫不敢放鬆警惕。「我們常常要留意樓梯和過道裡的動靜，」普拉提說，「聽聽是哪種腳步聲，是否帶著對講機，現在我們都會通過聽聲音分辨來人是敵是友了。」
「如果是敲別人家的門或者隔壁家的門，我們就會鬆一口氣，但是明天會怎麼樣，我們永遠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