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調查中共政權下的宗教自由狀況，可以得出結論：雖然中國統治階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宗教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但是他們努力消滅宗教的初衷始終沒變，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更是沒有宗教自由可言。
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索引：中國封建帝制時代—中華民國時期—毛澤東時代早期—文革時期—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時代
幾乎每個月都會有關於中國宗教自由狀況的報告發布。我們姑且善意地認為這些報告的編者都是真心關注宗教自由的。然而，其中有些報告存在一些問題，即使沒有問題也有待改進。這些報告囊括了很多寶貴的細節信息，並提到一些個案，但是，關於全局狀況，它們有時會忽略兩點。第一點，政治思想問題，也就是說，中共宗教政策的整體意圖是什麼，現在習近平的宗教政策的目的又是什麼。第二點，法律框架問題，比方說，家庭教會通常會與那些被定為「邪教」的宗教團體歸為一類，然而，未劃歸「邪教」的家庭教會與「邪教」的法律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封建帝制時代
要談論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就不得不說，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過宗教自由。在中國的封建帝制時代，帝王有特權來決定推廣哪些宗教，容許哪些宗教存在，或迫害哪些宗教。公元5世紀至10世紀期間，當政者至少曾四次試圖讓佛教徹底從中國消失。明朝末期，當政者創建了「邪教」這個法律條目來指代「非傳統教義」，帝王頒布聖旨將一些宗教團體列入「邪教」名單並進行殘酷迫害（這通常意味著這些宗教的領袖和大量信徒遭到殺害）。帝王根據自己的喜好，並結合政治考量，決定哪些群體屬於「邪教」。1725年，整個基督教被宣布為「邪教」並遭到嚴重迫害，19世紀時，迫於西方列強的軍事壓力，境況才有所改變。帝王總是對新興宗教團體產生猜疑（確實有一些宣揚千禧年空想的新興宗教團體曾試圖推翻政府），並且把它們列為「邪教」。如果他們對這些宗教團體心存疑慮，就會視其由「白蓮教」演變而來。真正的白蓮教出現在中世紀時期，但是被後人與其他一些宗教團體混為一談。現代學者已經證實，這樣歸類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而且這些宗教團體與真正的「白蓮教」並無關聯。
中華民國時期
中華民國時期同樣沒有宗教自由。從理論上講，中華民國宣揚要借鑑西方的宗教自由政策，但實際上，其政策嚴重受到學者的影響，而這些學者要麼是推崇歐洲啟蒙運動的無神論者，要麼是把中國傳統宗教視為迷信活動的自由派基督徒，他們受法國大革命啟發，認為現代化發展需要對宗教加以控制與限制。他們的口號之一是「改寺興學」，導致上千所佛寺、道觀、孔廟或被拆毀，或淪為世俗學校。民間信仰被當作迷信遭到打壓，「邪教」名單的頒布始終沒有停止過，政府對新興宗教的敵對態度也絲毫未變，只是理由有所不同而已。新興宗教依舊遭到迫害，但並不是因為其威脅到官方批准的宗教，而是因為它們被認為對維新和進步構成了威脅。對於個別基督教派別，只要被認為是進步的、不強勢的，並且有利於現代化，就被默許存在，有些甚至得到推廣。
臺灣在戒嚴期間仍然奉行上述大多數政策，直到1987年，臺灣的形勢才變得較有利於宗教自由，新興宗教才得以自由地蓬勃發展，並且使得臺灣成為世界上存在最多新興宗教團體的地區之一。
毛澤東時代早期
1949年，毛澤東（1893—1976年）在中國建立了他的共產政權。時至今日，關於他在宗教方面的一些記載仍然保密，但是那些已知的、公開的思想及言論已足以看出他前後兩個時期對待信徒的不同態度。儘管毛澤東偶爾發表一些有神論觀點，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神論者，並且完全奉行剷除宗教的政策。但中共執政之初，毛曾認為，立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有宗教信徒加以殘酷迫害並不合時宜，也沒有必要。說不合時宜，是因為這會給這個新成立的共產政權的形象及其國際關係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說沒有必要，則是因為作為一個典型的馬列主義信條擁戴者，毛澤東堅信，隨著共產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生活方式在中國形成，宗教會因為失去其生存所需要的社會基礎而逐漸地自行消失。這在蘇聯沒有得到實現，但是毛澤東認為那是蘇維埃共產主義存在缺陷造成的，而真正徹底的馬列主義將在中國首次得以實現。
這並不是說毛澤東就對宗教置之不理了。他認為宗教逐步消亡的過程始終需要中共的從旁輔助，並且由中共管理、加速這一進程，而且他採取了四項措施來實施該政策。首先是驅逐一切外國傳教士，然後拉攏一些支持中共的信徒作為同行者，共同創辦了由中共嚴密控制的五大協會，並且確信所有宗教團體都應該被吸納進這五個協會，即基督教三自愛國會（1954年成立），中國佛教協會（1953年成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1953年成立），中國道教協會（1957年成立），和獨立於梵蒂岡的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1957年成立），後更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簡稱天主教愛國會。
第三，收緊對新疆穆斯林的管制，並在1950年入駐西藏後也加強了對藏傳佛教徒的管控。正如現代學者所說，毛澤東先是殘酷迫害西藏以外地區的藏傳佛教徒，當西藏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他又把藏民的反抗作為在當地實施迫害的一個藉口。
第四，沿襲中國封建帝制時代和民國時期的政策，繼續打擊被列為「邪教」的新興宗教團體，儘管由於他個人思想的緣故（事實上，他並不認為這些團體屬於宗教），他更喜歡用「反動會道門」這樣的說法，而不是把它們稱為「邪教」。毛澤東對大型新興宗教團體一貫道的迫害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根據警方報告，1953年至1954年期間，該團體領袖和組織者共計約82萬以及1300萬信徒被抓捕，數千人在中共監獄裡被殺害。因為當代一貫道正謹言慎行，試圖讓中國重新接納它，所以它無意於搞任何宣傳活動回顧其20世紀50年代所遭受的殘酷迫害，但是了解它受迫害的慘烈程度非常重要，能讓人更好地理解中共此後對「邪教」組織的迫害。
文革時期
毛澤東的措施並沒有起作用。雖然中共體制實施後，政權得到鞏固，但宗教沒有任何要消失的跡象，反而興盛了起來，其中，最有生機、發展最迅速的則要數基督教教會，而這些教會均堅決拒絕加入政府管控的三自教會。歷史學家已經確證，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因為「軟招」失敗後，中共要暴力剷除宗教，而且正是毛澤東本人（無人操縱他）發起了文革等暴行。
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間，所有的宗教團體和機構都被肅清，包括中共成立和管控的五大獲官方批准的宗教。無數寺廟、教堂、清真寺被毀，中國很多重要的精神、藝術和文化遺產永遠地消失了。只要家裡有一本《聖經》或者一尊佛像，就足以導致被抓捕，甚至被殺害。至少50萬信徒（可能更多）或被處決或死於勞教所。1970年初，紅衛兵宣布中國的宗教已經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
鄧小平時代
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8年，鄧小平（1904—1997年）上台執政。鄧小平意識到，這場運動不僅是對中國文化與古蹟的破壞，更是對中國經濟與中共政權的極大破壞，所以迅速給文革劃上了句號。他提出文革是個災難性錯誤，這個觀點至今仍為人們普遍接受。然而，有一樣東西文革未能摧毀，那就是宗教。當一切塵埃落定，人們清楚地看到，雖然成千上萬的信徒遇害，但是宗教卻因轉入地下得以存續下來。
鄧小平並沒有批判共產主義，但是他認為，要想讓宗教敗落，絕非幾年、幾十年就能達到的，而是需要幾百年。1982年，他頒布了著名的中共中央19號文件，恢復官方批准的五大宗教文革前的地位。鄧小平甚至默許了「灰色市場」那些未經准許的宗教的存在，但是附加了種種限制。比如說，1983年，也就是頒布19號文件後僅僅一年，呼喊派就被定為「邪教」加以取締，同時，政府鼓勵練氣功等傳統活動，但政府將這些定義為文化傳統，而非宗教傳統。我們不應該把鄧小平容忍有限宗教的體制與宗教自由混為一談。天主教地下教會和一些家庭教會依然受迫害，「科學無神論」的宣傳也並未停止。但相對來說，鄧小平時代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宗教政策較為寬鬆的時期。一些學者認為鄧小平時代的政策在他的繼任者們執政期間得以延續，直到習近平2012年上台。
然而，在習近平上台之前，情況卻每況愈下。從19號文件中的「加強對宗教的社會主義教育」到20世紀90年代頻繁出現在各大文件中的流行語「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共對宗教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在2004年新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中有所反映。從1989年鄧小平卸任到2012年習近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有三件事標誌著中國宗教狀況的惡化。第一件事，從1995年起，中共對「邪教」展開了新一輪的打擊行動。這主要是因為基督教新興宗教團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991年成立的全能神教會。自1995年起，「邪教」名單就成了中共實施大規模迫害的一個主要手段，這讓人不禁想起20世紀50年代當局對一貫道的鎮壓。
第二件事，1999年，中共跟法輪功翻臉。此前，法輪功受益於中共容許、推廣氣功的政策，所以與其保持多年的良好關係。1999年法輪功被定為「邪教」後，遭受的迫害範圍極廣，也極殘酷。第三件事，2001年9月11日的美國恐怖襲擊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打擊維吾爾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藉口，誣衊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持恐怖主義。
中共將「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看為同義詞，這同樣成了對藏傳佛教徒進行新一輪打擊的藉口。自相矛盾的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的蘇聯解體使得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處境愈發艱難。只要蘇聯存在，中共就擔心新疆的任何動盪都會成為蘇聯把新疆說成是「東突厥斯坦」的藉口，更何況，新疆毗鄰蘇聯，以及突厥人穆斯林群居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等國家。
習近平時代
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013年，當選國家主席。有時，人們會把習近平的思想稱為「新毛派」，但是要謹慎使用這個說法，因為習從不否認文革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也未曾違背毛澤東之後的歷任領導人親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政策。然而，在穩固自己中共總書記的地位、推崇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偶爾推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打壓宗教這些方面，他與毛澤東極為相似。
仔細研究習近平對宗教的相關言論與政策後，不難發現，他認為，從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國已給宗教發展提供了太多的自由空間，導致家庭教會空前發展，更糟糕的是，「邪教」（中共仍把其不認可的宗教定為邪教）組織也得以蓬勃發展，比如全能神教會。儘管前幾任領導人一直在全力打擊「邪教」，法輪功在中國的規模也因此而大大縮小（但全能神教會的規模沒有被削減），但習近平還是採取新措施，宣稱要像切掉腫瘤一樣剷除宗教，這一口號與20世紀50年代中共打擊一貫道的口號相似。然而，時代畢竟變了，為了給自己的迫害行為在國際上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大力發動假新聞運動，並用統一戰線來拉攏亞洲和西方的學者、反「邪教」分子（其中一些人是基督徒）和記者等境外支持者。中共發動大規模的國際宣傳運動，否認從良心犯，尤其是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用於中國的器官移植手術，還污衊全能神教會應對2014年的麥當勞殺人案負責（事實上該命案由另一個宗教團體所犯），這是習近平的假新聞國際運動當中的兩大惡例。
鄧小平對宗教的策略是讓宗教慢慢消亡，這個過程可能要持續幾十年甚至幾百年，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個耐心，而是決定果斷採取措施，全力打擊中國宗教的三大市場（紅色市場、灰色市場、黑色市場）。中共管控許可的五大官方宗教必須明白，自身的存在不是為了將宗教發揚光大，而是為了將其引向消亡。習近平特別下令嚴禁未成年人進入教堂或者寺廟，嚴禁對未成年人進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以期能夠阻止宗教傳遞到下一代。習近平一如前任領導人所為，抓捕、監禁、殘殺新疆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群體、西藏異見佛教徒、「邪教」組織成員，甚至創造了受害者人數最高紀錄。中國境內的法輪功學員再次遭到無情的追捕，但是令習近平氣急敗壞的主要原因則在於全能神教會。正如其專業反「邪教」的警察所說，儘管全能神教會一直遭到鎮壓，但是始終在發展，截至2014年，該教會成員人數已驚人地達到400萬。
習近平還不遺餘力地在境外大舉投資政治宣傳活動，為其鎮壓「分裂分子」和 「邪教」組織開脫罪責。中共這樣大費周章，有時卻適得其反，一些學者公開譴責中共試圖收買、操縱學者的行為，習近平試圖把令人恐懼的「教育轉化」營說成是「學校」，也招致多國的嘲諷。
隨著新《宗教事務條例》2017年8月26日頒布、2018年實施，習近平的宗教政策正式制度化，其主要意圖也暴露無遺。在五大官方宗教和被查禁的「邪教」之間是所謂的灰色市場，大多數中國信徒加入的基督教家庭教會、天主教地下教會，以及大量不屬於官方協會的穆斯林、佛教和道教等組織，都屬於這個宗教灰色市場。
雖然新《宗教事務條例》的全面實施還需要其他補充條例，新條例的核心思想已經清楚，就是鄧小平的19號文件已經成為過去，宗教灰色市場因該文件所享受的相關的有限的寬鬆政策即將告終，同時，新條例向各個家庭教會、非官方的清真寺和寺廟道觀傳遞了一個信息：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加入官方批准的五大宗教協會，要麼淪為「邪教」遭受迫害。在2018年下半年，法律學者開始注意到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中國刑法》第300條規定，參與「邪教」屬於犯罪，然而，這條法律被法官用來判決那些雖不屬於五大官方宗教但也並未被列為「邪教」的宗教團體的信徒。
越來越多屬於宗教灰色市場的敬拜場所被拆毀，包括各大教堂、清真寺、佛寺、道觀，各處的十字架、佛像，甚至老子像也難逃毒手。一些五大官方宗教的敬拜場所有時也會被拆毀，理由是違反當地法規，或者不顧官方禁令允許未成年人入內。
屬於宗教灰市的其他團體被當局簡單粗暴地強迫加入五大官方宗教，但是對於天主教，習近平似乎意識到，只要有羅馬天主教會這個地球上最大的宗教組織的全力支持，他的策略對天主教地下教會就不會奏效。因此中共對天主教採取了不同的策略，並於2018年9月22日簽訂了梵中協議，但其條款卻始終保密。理論上來講，協議的簽訂可以幫助習近平解決天主教問題，因為在由教宗任命並經中共同意的主教帶領下，天主教地下教會應該會逐步與中共管控的天主教愛國會共融合一。然而，協議的實施受到來自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共相關部門的阻撓，同時遭到一些天主教徒的批評。梵中協議究竟能否落到實處，還有待觀察。
習近平面臨日益嚴重的國際公關問題。偶爾還會有人相信中共散佈的關於「邪教」的假新聞，比如關於法輪功與全能神教會，但是被中共收買的學者已經被曝光，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共的宣傳提出越來越多的質疑。法輪功不斷地在國際上公開譴責中共，維權人士、學者和非政府組織聯合起來抗議中共對全能神教會的迫害也初見成效，這些都是中共所不願看到的。一百萬維吾爾穆斯林被關押在非人道條件下的「教育轉化」營中，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很顯然，比起「邪教」，穆斯林有更多、更強有力的國際支持者。
然而，習近平似乎已經有意識地決定用加大國際宣傳力度來回應國際社會的指責，包括傳播假新聞，操縱或賄賂相當數量的國際政客、記者和學者。歸根結底，對於習近平來說，消除宗教遠比改善中共及其政權在人權方面聲名狼藉的國際形象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