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家庭教會中有的遭受迫害而有的得到當局「容忍」呢？美國政治學家魏忠克（Carsten Vala）在其著作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在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與被列為「邪教」或「非正統教義」的宗教團體待遇不同。參與「邪教」屬於犯罪行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00條規定，將被判處三至七年或以上有期徒刑。中共不遺餘力地堅決消滅「邪教」團體，毫不留情地迫害其成員。家庭教會則屬於拒絕加入受控於政府的三自教會的基督教團體，按理說他們應該是非法的，但參與家庭教會的活動本身不構成犯罪。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中共對待家庭教會可謂「容忍有時，打壓有時」。更確切地說，有的家庭教會或多或少得到容忍，而其他家庭教會則遭到打壓。那麼，中共針對某些家庭教會實施迫害到底是一時心血來潮，還是有章可循呢？
美國馬里蘭州洛約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Maryland）政治學系主任魏忠克（Carsten T. Vala）在其著作《中國的基督教會和黨國政治：上帝高於黨？》（The Politics of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the Party State in China: God Above Party? 2018年羅德里奇出版社於倫敦和紐約出版）中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對於關注家庭教會團體及其與中共之關係的人士來說，這本書是進行相關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讀本。
魏忠克指出，這個話題在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術界以及支持家庭教會的西方基督教內部流通的刊物中頗具爭議。有些人認為中共的目標是全面壓制宗教，遲早會找各種藉口鎮壓家庭教會，他們支持「征服——反抗」模式。如果有的家庭教會沒被打壓，要麼是因其勇敢抵抗，要麼是由於中共的鎮壓機器存在漏洞和無效地帶（一些學者將其描述為家庭教會可隱藏在其中的「夾縫」中），也可能這兩種原因同時都存在。還有些學者偏向於「談判」模式，認為與數百萬家庭教會信徒展開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並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因此，中共與家庭教會（被認為直接威脅中共的家庭教會除外）不停地休戰、談判、再談判。《對華援助》（ChinaAid）是西方基督教內部流通的刊物，支持「征服——反抗」模式，而《華源協作》（ChinaSource）則宣傳、推廣「談判」模式。
魏忠克認為這兩個模式都含有符合事實的成分，他提出一個中間模式。他同樣認為中共的鎮壓機器並非沒有漏洞。與處理法輪功和其他「邪教」組織的安全部門不同，中共另派別的部門監視、打壓家庭教會，這些部門人手不足，而且人員往往薪水低，積極性不高。不過，僅憑這一點還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家庭教會能免遭打壓。魏忠克提到了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關係」這個概念，在中國，人際關係可能比法律更為重要。有些家庭教會成員有錢有勢，與中共高官來往密切。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關係網絡可以保護其教會免受打壓。
另外，魏忠克主要基於「談判」模式對三自教會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並非所有三自教會的牧師長老都持相同的態度。有些人是「保皇派」（國家宗教界領導人當然屬於此類），他們唯中共馬首是瞻，也有些人（尤其在農村地區）可能試圖在中共與當地基督教團體之間斡旋。「保皇派」可能會強烈反對家庭教會，但後一類的人可能會儘量保護某些家庭教會。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牧師們也可能積極配合抵制被當局視為「異端」而列為「邪教」的團體，因為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有很多成員加入了這些團體。雖然魏忠克沒有直接點名，但全能神教會顯然就是一個例證。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到頭來，同樣是家庭教會，有的可以生存幾十年，而有的則遭到當局鎮壓。他們的待遇何以如此懸殊呢？魏忠克用「公開文本」指稱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即中共可能願意網開一面，容忍某些按理屬於非法的組織以顯示自己的「開明」，只要其不跨越某些紅線。問題在於這個規定是不成文的，何為紅線並不明確。魏忠克認為，最初的「公開文本」為家庭教會畫了三道紅線。首先，家庭教會應該規模很小，成員不過幾十人，並且不應該有明顯的增長跡象。其次，他們應該與其他家庭教會劃清界線，不應該試圖建立關係網絡彼此串聯與三自教會抗衡。第三，他們應該避免與外國基督教組織有任何聯繫，因為只有在三自教會的管理下獲得授權才能聯繫，而且，即使由三自教會管理也必須經過中共逐案批准才行。
附加的條件越來越多：家庭教會若想得到當局容忍，則不應批評中共或三自教會；應向警察和其他部門彙報其成員和其他家庭教會的情況；應堅決譴責基督教內被定為異端的「邪教」組織，並配合當局鎮壓「邪教」的活動；其敬拜場所應該是隱蔽的，且不掛顯眼的標誌。魏忠克強調，即使家庭教會符合上述所有條件，也無法保證其不受當局打壓，因為有些一心追求政績的地方官員仍然可能決定對其加以打擊，只不過，遵守規則的家庭教會生存的可能性相對會大一些。
然而隨著21世紀初大型教會在城市的興起，此「公開文本」似乎失去了效力，因為這些教會的成員少則數百，多則數千，但他們都試圖尊重某些紅線。例如：起碼有些牧師會定期向警方提供信息；避免批評三自教會和中共；適當地開展反「邪教」運動並支持當局對其鎮壓；租賃場地做禮拜，外面不掛宗教標誌。然而，這些頂多算是附加條件，因為這些大型教會跨越了那三條不成文的重要紅線：他們明顯在增長，還建立了關係網，有的甚至建立了「中國城市教會牧者團契」，這是一個全國性組織，被視為三自教會的潛在對手。另外，這些教會的牧師還受邀參加國際福音派的聚會，如受邀參加2010年在南非舉行的洛桑世界福音宣教大會（但是他們因在海關被當局扣下護照而終未成行），而三自教會牧師卻沒有收到邀請函，真是叫人情何以堪。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魏忠克的說法，這些大型教會能夠堅持好幾年，主要歸功於其人脈極廣、有錢有勢的成員。然而，如果你以為當局會對他們永遠容忍下去，那就錯了。2009年，中共打壓了兩家最有名望的大型城市教會：上海萬邦宣教教會和北京守望教會。上海萬邦教會資產在幾週的時間內就被清算完畢，守望教會則一直反抗中共的打壓。在無法繼續租用場所做禮拜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在戶外做禮拜，並通過網站向全世界通報其狀況。儘管這家教會的牧師和普通信徒屢遭抓捕，但戶外禮拜仍然堅持了好幾年。
這本書中專門有一部分探討為何萬邦教會無法組織與守望教會類似的抵抗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和國際觀察員比上海多，中共不太願意在北京大張旗鼓地對宗教展開打擊，因這類事件無疑會被外媒報道。此外，北京的牧師們對政治更敏感。不過，最終他們還是不得不屈服了。
中共、三自教會和某些家庭教會在20世紀末經過談判達成心照不宣的「公開文本」，現在因著大型教會的興起而危機凸顯。既然大型城市教會沒有批評中共和三自教會，又贊成剷除「邪教」，而且在這些教會中起碼有一些牧師願意充當警方的線人，有些人就會充滿遐想，希望中共官員會認為這些家庭教會不至於構成威脅，因而對其採取更開放的態度。魏忠克在撰寫此書（2017年）時告誡說，中共絕對不會姑息教會在全國範圍內彼此串聯，或者與外國組織聯繫，同時他還認為，將來可能會出現各種不同情況。然而，就在魏忠克完成此書正要出版時，另外幾家大型城市教會卻遭到了清算。顯然，習近平的宗教政策最終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家庭教會加入三自教會。魏忠克還指出，中共認為宗教是20世紀蘇聯和其他共產黨政權垮台的根本原因。他們相信，要想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嚴格控制、限制宗教。所有這些因素都讓人們對中國家庭教會的前景不甚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