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學生運動遭到中共政府暴力鎮壓，其活動人士與支持人士至今仍被中共持續管控和打壓。
根據一些計算，1989天安門抗議運動（在中國被稱為「六四事件」）約有1萬人死亡。當天，約有一百萬中國青年聚集在北京，抗議政府並呼籲言論自由和民主自由。軍隊很快開火，鎮壓了抗議活動。
除了遇難者之外，許多抗議人士及其支持者也成為中共政權的受害者，遭到中共的抓捕或迫害。當時支持天安門事件的許多年輕人的生活已經永遠被改變了。即使在30年之後，他們仍然遭到政府的嚴密管控。其中三人向《寒冬》講述了他們的故事。為保護他們不受更多的打壓，我們不使用其真名。
「30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關心過政治，也沒做違法亂紀的事。但政府持續監控我。」生活在中國南方一名50多歲的自由作家有些沮喪地說。2019年，六四30週年前夕，有兩個自稱是當地國家安全局的陌生男人突然造訪他的家，了解他的生活狀況。這樣的「慰問」對他來說並不陌生。
1987年春，政府就開始找這名作家的麻煩。當時，他還在一家雜誌擔任編輯，因參加上海學生運動被捕。這名活動人士被關押了兩個月後獲釋，他的人生從此也發生了改變。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的要求民主選舉和反貪的示威，示威後來擴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並最終發展為六四事件。
政府在他身邊安插特務，他曾把這名特務當作朋友，甚至讓他住在自己家裡，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他的這個新朋友的真實身分。從那以後，他開始對那些試圖靠近他的人保持警惕。「我疑心每個人都是警察。」他說。
「那時很少有人與我接觸，很多人都避著我，單位也把我開除了。在文化界，我被禁止參加一切文化交流活動，共產黨說我是政治危險人物，文化界的人都像避瘟疫一樣避著我。」他說。
多年來，他一直沒有擺脫「政治危險人物」的帽子，也因此一直沒有穩定的工作，「我找了幾家單位，單位的領導了解我的情況後，一口拒絕了，認為我是政治反動分子，誰接觸誰倒霉。」
浙江省一名60多歲的女士在過去的30年裡一直活在政府的監控之下。作為一名天安門事件的支持者，她被公安局列入「黑名單」，並貼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激進分子」的標籤。
「公安局派人一直監視著我和其他幾名支持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沒有刊物發表我們的作品了，那些年我找不到正式工作，所有的單位主管說我思想激進，不錄用。」她回憶說。
「天安門事件過去十多年後，我和朋友創辦了一個刊物，發表的文章絲毫不涉及政治，本以為當局不會再來騷擾我，可辦刊不到一年，就遭到公安局的查封，他們說我們是非法辦雜誌。」她無奈地說，「從那以後，我再也不做文學上的事了。六四雖然過去了30年，但我時時覺得我的身後，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我，常常使我莫名其妙地恐懼。」
第三名受訪人說，1989年他公開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後，他發表的作品立刻開始引起公安局的注意，因他在文章中常常指責共產黨，他的文章越來越難發表。為了生計，他不得不改變了寫作方向，避開政治話題，寫些民間故事。
「公安局一直存著我們這些人的檔案，中共對意識形態領域永遠是不放心的，更何況我們這些曾經支持六四運動的人，現在習近平執政，對意識形態管控更加嚴了。」他說，在中國，老百姓如果反對共產黨，會一生倒霉。
寒冬記者 趙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