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消滅文化認同、宗教認同和語言認同所採取的政策是有計劃、有步驟的，源於習近平對前蘇聯解體的反思。
作者：馬西莫·英特羅維吉（Massimo Introvigne）
最近幾週，《寒冬》連續報道了中共對新疆、西藏及內蒙古實施的愈演愈烈的文化滅絕。在這三個所謂的「自治區」，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宗教正面臨被摧毀。因為涉及到大規模關押、法外處決以及對女性有計劃、有步驟的強姦，一些讀者致信《寒冬》，反映這已不僅僅是「文化上的」滅絕，事實上屬於典型的種族滅絕。
拋開種族滅絕的定義和相關的法律問題，可以肯定，在習近平治下，事態每況愈下。為什麼會這樣呢？
毛澤東曾推動過一項劃定「被承認的民族」的政策，允許少數民族在使用其語言和（部分）保持其文化方面一些有限的權利。最終共有55個少數民族被承認。杰拉爾德·羅奇（Gerald Roche）和詹姆斯·萊博爾德（James Leibold）等學者聲稱，這已經是「紙上種族滅絕」，因為在中國境內，有幾百個不同的族群，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不止區區55個少數民族。在這55個少數民族以外的其他族群的存在直接被忽略不計，或被併入55個法定少數民族中的某個民族。例如，四川的白馬人和爾蘇人被「併入」藏族，他們被當成藏人，但他們說自己不是藏人。
2014年，習近平宣布，不僅不承認新興民族，而且最終還會通過合併民族減少現有民族的數量，從而斷了那些未被承認的少數族群想在中國的民族名單上尋求一席之地的念想。
如果「紙上種族滅絕」（定義為不承認其存在）是不被承認的少數族群的宿命，那麼，那些屬於被承認的55個民族的族群將面臨另一種威脅，那就是文化滅絕，也可能是肉體上的種族滅絕。
隱藏在中共慣用語言裡的種族滅絕有一個官方名稱——第二代民族政策。這意味著第一代可以接受有限的保護民族語言文化的措施，只是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以中共為主導的體制。但是到了第二代，這些保護措施應撤銷。例如，在限制子女數量的法規方面允許某些民族有例外，這是合理的，因為他們需要時間來理解和適應中共的體制。但是，今天仍保留這些例外或者在考大學時給少數民族學生加分，這就不合理了。少數民族最終必須完全「中國化」，把漢語當作主要語言來學習運用，將自己的傳統語言淡化成文化和民俗的遺留物，當作一門消失的語言來封存、研究。
習近平以及他這一輩的中共領導人一直被前蘇聯和其他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垮台的原因所困擾。對他們來說，了解問題出在哪裡無疑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因為他們的問題是如何避免中共重蹈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覆轍。習近平認為，俄羅斯及其周邊的共產主義國家垮台的原因包括批判斯大林和縱容獨立宗教自由地發展。因此，習近平持續地嚴厲打擊宗教，同時在其講話和著作中不斷提到斯大林。
然而有一點，習近平認為蘇俄確實對中國產生了不良影響。組成前蘇聯的那些共和國從未有過完全的自治，也沒有過蘇聯憲法所宣布的那麼多自治。然而，一些中共的思想家認為那些共和國本來就很有限的自治權實在太多了。共產中國給少數民族的權利太多，這是中共照著前蘇聯的樣子依葫蘆畫瓢，走錯路了。這與習近平對斯大林（Stalin）的欣賞相吻合，因為前蘇聯的「聯邦制」表明這可能是列寧（Lenin）或他身邊的人犯的一個錯誤，最初遭到斯大林的反對。順便說一句，這個觀點與中共思想家所持的觀點在措辭上驚人地相似，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對此也表示認同。
在中國，相同的觀點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的胡鞍鋼和胡聯合於2011年提出。他們將「聯邦」制度與前蘇聯的解體聯繫起來，創造出「第二代民族政策」這麼個用語。在習近平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前，胡鞍鋼已經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中共知識分子，而習近平則全盤接納了這個新推出的民族政策。
202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出席在四川成都舉行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經驗交流現場會並講話，呼籲「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
出席會議的還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巴特爾（Bater），他是蒙古人，在統戰部任尤權的副手。
巴特爾寫了一篇深刻的理論性文章，為這場強迫少數民族把漢語當作其主要語言的運動辯解，他引用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說法，大意是，誰控制語言誰就能控制社會，他還提醒他的讀者，在歷史上，羅馬帝國、英國和法國都是通過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其他民族來建立起霸權的。
